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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长安六十年——长安大学史学巨著,你所应该了解的长安大学~(完整版) – 【人人分享-人人网】 分享 应用程序 公共主页 人人生活 人人小组 同名同姓 校园百科 大学百科 人人热点 人人小站 人人逛街 人人校招 人人高考 车问网 开发者大赛 注册 登录 帮助 给我们提建议 更多 分享日志 热门日志 风华长安六十年——长安大学史学巨著,你所应该了解的长安大学~(完整版) 分享 风华长安六十年——长安大学史学巨著,你所应该了解的长安大学~(完整版) 来源: 李博的日志 风华长安六十年 作者:魏常林 长安一甲子,弦歌60载。此长安大学史话由长安大学魏常林老师撰写,作为献给长安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之礼,也望各位长大学子能充分了解长安大学所积淀下来的厚重历史。 长安大学史话 前言 古都西安的城南,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名胜古刹错落有致,大专院校星罗棋布,是闻名中外的文化区。在它的中心,大雁塔和小雁塔之间,坐落着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这所大学的名字就叫长安大学。它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西北公路局干训班。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年初春,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一群革命者和教育家们在兰州黄河边的废墟上创建了新中国的第一所交通学校,招收了第一届专科生。它的另两个源头是在西安,一个是地质部创办的地质学校,一个是建设部创办的建筑学校。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源头是在北京,北京的源头连着中南海。1953年开始筹备,1956年2月24日陈毅副总理批准,又经国务院六办(2月28日)和二办(3月2日)会议通过,决定3月5日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公路交通大学。长安大学是一条大河,在川流不息流淌中汇集和融合了一条条小河。没有这一个个源头和一条条小河,哪会有今日长安大学的汹涌澎湃。在几大源头中,毫无疑问,北京源头是长安大学历史长河中最壮丽的浪花。饮水思源,继往开来,今日之长安大学(2000年4月11日)已经成了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1992年申报1995年初审1997年通过)重点建设大学。城南老校区雁塔晨钟声声,城北新校区渭水波光粼粼。它正迈着矫健的步伐,既传承汉唐雄风和延安精神,又体现时代特点和学校特色,大踏步前进,跨越式发展,为创建一流大学而努力。 第一章 .兰州立校 (1940——1952)第二章 .西安开拓 (1953——1955)第三章 .京华运筹 (1956——1957)第四章 .长安兴业 (1958——1965)第五章 .艰难跋涉 (1966——1976)第六章 .再创辉煌 (1977——1989)第七章 .大鹏展翅 (1990——1999)第八章 .百川汇集 (2000——2002)第九章 .跨越发展 (2003——2006)第十章 .路漫歌长 (2007——2010) 第一章.兰州立校(1940—1952) 旧源 一条大河有源头,一所学校也有源头。学校的源头就是学校的文化根脉。没有文化根脉的学校,也就没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积跬成步,聚溪为流,环视世界和中国的名校,没有一所可以例外。长安大学的历史源头在哪里,我们可以到历史名城兰州去寻找。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爆发后,打通西北国际交通大动脉就成了国共合作以后两党的共识。根据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的建议,国民政府把西北交通中心由西安西移至兰州,并成立了西北公路局。1940年开始,西北公路局举办过多期干训班。西北公路局干训班留下很多文物,其中就有1941和1942年的徽章和工作证(网络可以查到)。另外,在文革时期深挖黑线时就一直深挖到这里。从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两者的渊源关系。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时期总务科科长王世杰就是西北公路局干训班1943年的第二期毕业生。毕业后的他担任了西北公路局总务科长,主管的是干训班的总务工作。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他依然是新西北公路局总务科长,依然主管新西北公路局干训班的总务工作。1951年9月起他又先后担任过长安大学历史上从兰州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北京又从北京到西安各个时期的总务科长,最后还老死到了长安大学校园里。总务科长王世杰的传奇人生,见证了长安大学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和发展史。 新源 兰州解放以后,旧西北公路局回到人民的怀抱。1950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成立,部长是霍维德(西北交通学校校长),副部长是高登榜、曾震伍、刘良湛(西北交通学校副校长、西安公路学校校长、北京公路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公路学院副院长、院长、顾问)。西北公路局局长是贾帜民(西安公路学院副院长)、副局长是孙发端(旧西北公路局副局长、总工程师、西北交通学校副校长)、钱维人(西北交通学校教育长、副校长、北京公路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在他们的领导和组织之下,1950年2月陕西公路局干训班开学,1950年3月西北公路局干训班开学,学员都是各单位选派来的。1950年6月交通系统进行整编,1950年9月7日第二期干训班开学,学员就是来自各单位的编余人员。1950年底陕西公路局干训班合并到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干训班诞生。1951年1月第三期开学,学员范围很广,有自己报名的也有选送来的,更有新疆专门送来的民族班,规模达到200人左右。1951年4月17日干训班更名为西北交通干部学校,1951年7月27日根据中央交通部指示更名为西北交通部交通学校,10月定名为西北交通学校。干训班期间的领导、教师和班主任绝大多数都是延安大学来的,他们分别是钱维人、李凝、杨钊、冷村、谢启新、晋新科等。晋新科是延安大学第四分校(在韩城)的学员,1950年2月担任陕西公路局干训班政治教师,1950年5月调到兰州担任西北公路局干训班政治教师,后来又经历了学校各个发展阶段,一直坚守在教师的岗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长安大学教师队伍的第一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我们难道不应该把他和他们的名字记住吗?!干训班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为西北各省输送了大批有用人才,像种子一样洒落到公路交通运输战线各个角落;而且也为学校留下不少栋梁之才,充实到了干部和教师队伍中去。像干训班学员陈忠贤,他原本是一名道班工,第三期毕业后分配了工作,1951年11月又回校参加培训留了下来,从团专干到团支部团总支团委书记,一直到担任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像第二期学员杨雅如,他从北京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随着逃亡大军来到西北,在兰州当了一名中学体育教师,1950年11月培训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担任体育教研室主任,成为兰州、西安乃至西北体育界元老级人物之一。 兰校 1951年9月5日西北交通学校(当时叫兰校)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副校长、教育长以及社会各界云集,表示祝贺。此时的学校已经从兰州城内搬到十里店新校区,新校区是原来轮胎厂、汽车配件厂、运输公司等的老厂区,面积加起来有100多亩。学校已经有了教室、图书室、临时礼堂和操场,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学校新招收的高级、中级、初级班在开学典礼后也同时开了课。当时全校教职工50人,学生247人。高级班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生,也是长安大学历史上第一届专科生。专科生的招生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等都经过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审查并经教育部长江隆基批准下发了正式文件,同时也纳入了全国高等教育体系。当时的专业设置涵盖面很广,有机械、土木、会计、统计、运输管理、地质、测量、民族等。可以这样认为,现今长安大学的主要专业,在当时都能找到它的雏形。写到这里,我们难道能不佩服那时的霍维德、钱维人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的所作所为,起码感动了我,使我从心底里肃然起敬。一所好学校,要有好校长和好老师,有了这这两件好东西,就会有好学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霍维德校长当之无愧,他不仅是一位铮铮铁骨的革命家,更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教育家。参加革命前,他在他的家乡绥德县就曾创办过平民学校,并亲自担任过校长。童年时期的长安大学正因为有他,才汇集起一批管理骨干和教师中坚。他们当时已经有了名气,而且影响了长安大学发展历史的各个阶段。其中如副校长刘良湛(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留美硕士生、局长、总工程师)、副校长孙发端(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副局长、总工程师、甲等一级工程师)、教师周允(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厂长、三级工程师)、教师关世俊(北京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厂长、二级工程师),还有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育长钱维人(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局长、系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吴惇(北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茅以升的弟子)等,一个个都是学有所成光彩照人。尽管学生来源五花八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又有很大部分人沾染了旧社会吃喝嫖赌的坏习气,到校后又不好好学习“吃完饭,没事干,不是十里店,就是黄河边”。但在这些高水平领导和老师的精心调教和培育下,又经过民主补课、“三反”“五反”、向党交心等运动的考验和“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教育,同学们得到很大提高,精神面貌一新。他们自己积极组织和参加班会、团日活动、文娱活动、体育活动、兰州第一届体育运动会、抗美援朝英雄报告会、演讲比赛、十里店街头宣传和建校劳动等。在实践中锻炼,在正规教学中进步,一个个迅速成长了起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学校就为新疆、西北各省和青藏公路建设大军输送去了大量建设人才,例如1952年毕业的史天明同学,由于在青藏公路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七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特等劳模,成为青藏公路线上当时红极一时的标兵.又如专门开设“测量”“会计”班,为新疆培养了33名兄弟民族干部,他们毕业时表示:“感谢祖国、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我们回到新疆一定在工作中、学习中带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身。” 东迁 西北交通学校在兰州时期取得了巨大成绩,不能不使后来者刮目相看。1951年底学校规模已达400人以上。1952年底已超过700人。它不仅建立起了教师和管理队伍,有了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学校和教学秩序也开始了正常运转,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并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新建的学校纷纷来电来信要求交流经验和教材讲义,校际之间也已经开始了频繁的交流。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到兰州作报告时,兰校的捐款已经名列十里店地区第二位。正当学校蓬蓬勃勃向前推进之时,学校又遇上东迁古都西安的机遇。这是因为西北交通部东迁西安,学校校长也跟着东迁,所有很自然学校也就必须东迁。东迁的决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春华秋实,薪火相传,如今的长大人应当感谢学校的开山鼻祖霍维德,牢牢记住他和他们的历史功绩。学校东迁期间,学校一分为二,兰州部分叫兰校,西安部分叫西校。由于学校领导东迁,兰校生活遇到巨大困难,连用水都是牛拉驴驮.搬迁路上困难更多,师生同心协力,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赶路一边宣传,发生过很多感人的小故事。经过艰苦努力,1952年底或1953年初完成了东迁任务。长大历史上的东迁,虽不能跟交大的西迁相提并论,但在公路交通史和长大发展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笔。 注:2009年4月13日至2009年11月20日期间,我有幸接受人文学院领导王景荣和段联合的临时聘用,用七个月时间,在杨平、张渝、王流火等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13000卷档案的查阅任务,我亲自过目过10000卷。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在此,我衷心地向两位领导和三位老师致谢。我还会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份精神资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出自己有益的贡献。 第二章.西安开拓(1953——1955) 前进中的西校 西北交通学校东迁西安后,于1953年2月改由中央交通部直接领导,更名为西安公路学校。1955年1月交通院校进行专业调整,公路专业和民族班调整到沈阳公路工程学校,后来又从成都交通学校调来了4个汽车专业班,1955年5月1日西校定名为交通部西安汽车机械学校。西校在西安先选择城北西安第一瓷砖厂厂区50间平房作为校区,那里办学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工棚和厂房就是教室,板凳和黑板就是教具,发展空间很有限。不得已的情况下,又选择城南边家村原第五公路工程局机关院作为校址,条件虽然有所好转,但依然没有发展空间。根据西安市市区建设规划西安城南为文化区,1953年西校就在城南草场坡选定了永久校址,先征购了土地64亩进行建设。这里原本是由湖广会馆管理的“湖广义园”,埋葬着明清以来“湖广”来西安做生意的先民。学校应该是知识、信仰和精神的神殿和圣地,尊重死者的尊严是应有的人文精神的体现。由西安市人民政府牵头成立了迁坟委员会,西校的任兆武等具体实施,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内就完成5500个迁坟任务。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迁坟工作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每一个都编了号划了区设了标志并登记造了册,合葬的还立了碑拍了照。由于基础工作做得好,新校区基本建设很快就上了马。经过三年紧张施工,一座崭新的校区矗立到了西安城南的文化区中心。成为当时新西安的一道新景观,被誉为“红砖学校”。 学校有了较好的设施和条件,就为推进学校的更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7月招收了第二届新生224人,报到地点已经不在兰州而到了西安。1953年西校正式确定为中等专业学校,学制4年。1955年专业调整后主干专业确定为“汽车的技术管理与修理”和“筑路机械的运用与修理”两个。同时,还开办培养了3期化学、力学、数学师资专科。1956年原在长春汽车拖拉机学校学习的三名越南留学生因专业不对口,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西校完成培养任务,从此西校迈出了国际化第一步。一发不可收拾,1957年又招收了10名,1959年开始招收本科留学生,1965年开始招收留学的研究生和进修生,国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长安大学终于成为我国培养留学生最多最早的名校之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西校学习苏联经验,改革教学机构、设备、教材、教法;设置了专业科和学科委员会,扩建或增设实习工厂、实验室、研究室和图书馆;专业科和俄文翻译室还编译了专业教材和大纲;开展了集体备课、听课、试讲、观摩教学等活动;每年的毕业生包括1954年毕业的第一届专科生和1957年毕业的第一届中专生都按照教学计划组织到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长沙、兰州、西安等城市的交通系统进行了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国家考试或毕业答辩等,并取得了良好成绩,截至西校撤销升格前已经为国家培养1193名专科和中专毕业生。 西校成绩的取得,与党的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分不开。从建校一开始交通部就对西校实行了倾泻政策。首先,配备了规格高水平高的领导班子。历届第一手都是行政10级以上,就是副手也没有下过11级。第一届正副校长全是10级以上,第二届校长雷荣10级副校长冯东和钱维人是11级。一个中专配备了比大学规格还要高的领导班子,学校能办不好吗。其次,还有规格高水平高的师资队伍。经西安市批准的就有13名高级知识分子,交通部批准一级二级三级教师各1名,六级以上多名。学校为提高教职工的整体素质,1956年开办了职工夜校,校长雷荣就是在1957年的夜校学习中学会了汽车驾驶。以雷荣为组长还组织了城南八校联合学习组,学习教育学,举办专家讲座。同时,早在1953年8月钱维人就在交通部第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学校培养教师的经验。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校任教,又有一支素质高的职工队伍,能教不好吗。再次,有设施齐全比较先进的实习工厂、实验室和汽车跑道。学生来到这里不仅可以从绘图开始,经历一道道工序,生产出汽车的零件和部件,最后甚至可以装配成一部整车;而且还可以学习汽车修理和保养的知识和技术,学会汽车驾驶。有这样的学习条件和环境,能学不好和不好好学吗。1958年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在郭可察等老师主持和指导下,就是由中专同学动手完成了“微型小汽车”的设计制造任务,创造出与清华大学并驾齐驱的奇迹。最后,党的领导不断加强,有比较健全行政管理和思想工作队伍。开始是党小组(第一任组长李凝),1953年成立党支部(支部书记吴好学),1956年成立党总支(书记雷荣)。培训班时期建立起的班主任制度,也一直延续了下来。团委、工会、学生会在兰州时期就建立起来了,并且参与了兰州各个群众组织的各种活动。总之,到1957年底,西校已经形成教职工424人,学生(不包括代培和短训班)1572人的规模,升格为大学本科的条件已经具备,公路学院的出现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奋进中的地校 在西北交通学校东迁完成的1953年,西安地质学校也同时在古都西安城南诞生了。刘少奇主席曾经说过,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路先锋。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大量地质技术人才,建立地质大学和中专,进行正规和系统的人才培养,就成了地质部领导李四光何长工考虑的头等大事,在他们当年的思考中就已经有了在西安创建一所新型的地质学校的蓝图。地校1953年3月开始筹备,当年参与这一进程的有王克民、李同和、邵友程、谢池洁等38人,他们都是由西北地质局从地方干部和军队转业干部中选派来的。同时,还分配来了22名教师,有的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是经过短期训练的高中和中技毕业生,还有少数旧中国过来老知识分子。1953年8月学校正式成立,全称叫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西安地质学校。1958年8月,根据中央教育会议精神,学校下放到陕西省,更名为陕西省地质学校。1959年3月由省部双重领导。一开始,学校是在西安市东九道巷三号西北地质局办公,上课也是借用那里的房子,生活和教学施相当简陋。但师生乐观向上,“露天教室,空气新鲜;双腿当课桌,灵活方便;每次听报告,小板凳就在身边。”为了满足学校未来发展的迫切需要,学校选择在大唐文化核心区大雁塔的北旁边,建设新的校区。1954年6月10日开工,1955年竣工,建设速度令人惊叹。一座教学新区就屹立在了大雁塔北边,与大雁塔南北遥相呼应,构成一道古文化和新文化的有机传承的靓丽风景。 根据地质部的指示,学校首先开设了“矿产地质与勘探”和“地形测量”两个专业,1953年从河北、陕西等地招收了第一届450名新生,1954年招收新生猛增到700名。1954年12月学校全部搬进了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新校园。新校区分前后两部,前半部为办公教学区,后半部是生活福利区,形成了一个完全能满足办学需要的花园式的校园。教学设备从无到有,逐渐得到完善,并建有25个实验室和地质标本室。由于物质条件有了保证,上规模和水平就有了可能。1956年学校规模达到高峰,包括为兰州代培的386名共有学生2778名,编班60个。随着学生人数增加,教师总数量已达到203名(1958年达333人,后精简到231人),学科委员会22个。截至1959年已为国家输送了63个班2826名不同类型合格毕业生。学校的发展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的。刚开始时,学校没有办学经验,老师也没有教学经验,有的老师甚至连教学大纲的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学校采取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千方百计提高教师和干部的水平和能力。两次邀请西北大学教育系教授作报告,聘请地质系统的工程师到学校讲座,派教师到北京、成都地质学院进修,组织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开展试讲、观摩教学、互相听课等活动;学校领导还深入课堂,听课和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1954年6月第一次组织453名学生到铜川、宜君、咸阳、西安等地进行了教学实习,1955年6月又组织259名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南到秦岭北至太原,东到太行山西至酒泉,在广大的分布面上,普查和勘探出煤、铁、铜、铅及黄铁矿等多种矿产。像这样的实习后来每年都要组织多次,而且范围更广,取得的成果更大。1958年的一次生产实习,抽调了师生1200人组织成三个地质勘探普查队和六个地质测量队,承包了煤炭工业部原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等六个单位的地质普查检查,区域地质测量和大地地形测量等任务。经过师生的艰苦努力和团结奋战,胜利完成承包任务,取得了生产实习的巨大成功。 奋进中的地校取得的成绩,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吸取很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办学经验。其一,高度重视建党工作。党建是从学校筹备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先成立了党小组,接着是党支部(支部书记谢池清、副书记王克明)、党总支,1956年成立了党委(1958年10月7日西安市委文教部23号任命雷炜为党委书记)。雷炜1954年10月到主持工作,1956年8月31地质部(56)707号任命校长(副校长为徐遵怀、王克名)他也是第一届党委的书记。党委之所以能成立,没有党员的一定数量是不行的。可见,学校党组织对党员培养和发展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仅1956的一个学期就有41名学生入了党,105名学生入了团。地校时期党建经验为长安大学党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值得后来人认真研究、学习和继承。其二,学校的基本建设规划好速度快。1954年开建,1955年完工,不到两年一个美丽的校园就呈现在人们面前。如今缓步其间,处处可见当年的遗存,树木葱郁,草绿花红,不由得让人想起那时的建设者,感恩他们的无私奉献。其三,坚持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和很多学校,学生也有从北京、郑州,洛阳等地校转过好几批。当学校发展壮大以后又反过来去支援新校建设。1956年就曾经抽调过46名教师和17名干部支援新校,其中一半是当时学校的骨干,可见地校当年的大度和胸怀。最后,也最重要,就是培育了一种艰苦奋斗精神。刘少奇主席说过,地质工作者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艰苦奋斗精神是地质工作者必备的素质,在学校学习过程精心培育尤其必要和重要。地校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在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师生的行动中得到充分展示。“铺天盖地山上眠,夜宿山洞不知寒;明星未落天刚亮,又背仪器上前方”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昂扬向上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如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应当成为长安大学校园精神的重要内容,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挺进中的建校 1953年不仅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长安大学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年。翻开这一页,在新西安唐风古韵浓烈的城南,小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又一所崭新的学校开始了破土动工,这所学校的名字叫陕西省建筑工程学校。1953年2月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的领导下,先指派了刚从部队转业来的4名干部,4月又增加了4名进行建校的筹备工作。以牛富海为首8个人,兵分两路,一路修建校舍,一路准备招生开学。刚刚来的军队转业干部,把部队的作风带到了学校,工作雷厉风行,筹备工作进展神速。六月份选定了校址,八月动工兴建,十二月份完成了丁字楼和学生宿舍楼土建工程,同月13日学校招收的第一届新生就全部搬了进来。1953年9月15日被确定为学校的校庆日。从此,挺进中的建校在这里用自己的智慧与勤劳书写了自己的一部创业史耕耘史;同时,小寨十字也因此成了西安城南文化区的“白菜心心”,后来又发展成为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会一帆风顺,新的建校当然也不会例外。刚开始,由于国家急需建设人才,上级确定了"校舍未建,招生先行"的方针,第一届招收了395名新生,加上从陕西省三原水利学校合并过来的土木科二、三年级二个班的196名,一共有学生591名。由于还没有校舍,就把学生安排在西安市内东西关的一些街巷里和东关外仁厚庄的农民家里。所住的地方既是宿舍又课堂,大腿当课桌砖头当板凳,晚上五六个人围着一盏油灯自习,生活和学习条件十分简陋。那时教师也很缺乏,包括从三原来的5名共有教师34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教学需要。但教学任务却极其繁重和艰辛,他们这里上完课要紧赶慢赶到那里上,东关上完要乘公交到西关,天天如此。当时学校设置了“工业与民用建筑”和“给水与排水”两个专业,1955年又增设了“钢筋混凝土制备与装配”专业。开学时并没有分专业,1954年2月才分开了专业。在分专业时,由于学生对专业认识不清,认为“地质钻山,电力上杆,建筑搬砖”,“工民建盖高楼可以扬名,给排水装臭水管不光彩”,给划分专业带来很多困难。万事开头难,建校领导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不懂就学,不会就问,一切从头开始,千方百计地把学校向前推进。先后成立了学科委员会和教研组,学习苏联经验和有关文件,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派教师到同济、重建、北建等大学进修,开展公开教学和互相听课,研究考试办法和考查方式等。还有,对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也都逐渐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式和办法。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努力,一点一点地积累,截至1958年,学校已达到200多名教职员工和1000多名学生的规模。同时为国家和西北各省,尤其是陕西输送出了976名合格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少成绩,有的还成了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例如,分配到兰州的高引兰同学在1957年12月的『人民日报』上受到过表扬,分配到西安的李增弟同学也在『西安日报』上受到过表扬。 回顾历史,学习历史,从中吸取有益营养。同样,在建校走过的这段路上,我们也可以获得很多重要启示。第一,一贯重视用英雄事迹和延安精神教育师生。学校初创时,条件很差,与师生理想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相差甚远,产生了很多消极和低落情绪,甚至出现个别逃跑现象。学校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总支,请老干部讲延安抗大的故事,讲“永不掉队”和“谁是最可爱的人”,专业划分过程中讲“共产主义是亿万人共同事业”。所有这些教育活动,都取得很好教育效果,并且成了学校思想教育的传统。第二,一贯重视学生的实践和能力培养。学校把实践分成教学实习、第一次生产实习、第二次生产实习三个阶段,循序渐进,最后要求有成果出效益。1957年有325名学生参加第二次生产实习,有125名达到四级工,创造产值9104.20元。1958年的实习中,同学们亲手盖起了小寨小学的二层教学楼,受到雁塔区领导表扬。第三,学校形成了雷厉风行和讲究效益的传统。走进建校最早的是转业军人,就是这一群大兵把雷厉风行的作风带进校园,也是他们用不到半年时间,就把教学大楼树立到了小寨的中心(1957年最后完工),真让人惊叹和佩服。第四,发扬大协作精神支援兄弟学校。1958年学校抽调6名教师支援青海建筑学校建设,还支援了17种成套教学设备和其他物资。学校把这种支援看成自己应尽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一切又是在学校并不宽裕情况下进行的,这不更能说明这种精神的难能可贵。当年挺进的西北建筑工程学校用自己不懈努力为长安大学的历史画卷增添了光彩的一章,我们为此而感到荣光。 第三章.京华运筹(1956——1957) 中南海的决策 当我们把长安大学的校史翻到1956年和1957年的时候,一幅壮丽的画面呈现到了人们的面前。历史把我们的视线移到了京畿之地,引进了中南海。早在1953年,当西校、地校和建校在古都西安城南的土地上大兴土木的时候,首都北京的最高领导层里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建设计划——这就是创建新中国第一所公路交通方面的高等学校。为此,在交通部公路总局的麾下专门成立了筹备处。后来的西安公路学院人事处锺仁声科长当时就是筹备处工作人员之一。当时参与这一进程的有教育部、交通部和财政部等。就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单独成立还是加强同济、东南、成工、中南土建等大学的有关学科更好,先成立一所还是同时成立多所,选址在京畿之地还是撤销西安汽车机械学校在西安建立,等等。交通部当时的意见是,其他部都有自己的大学,铁道部有好几所,交通部也需要有自己公路大学,创办公路大学势在必行,十分迫切;不同意撤销西校,认为西校是新中国唯一的一所汽车机械方面的中专,交通系统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在北京新建更便于领导和聚集高水平师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交通部的第一任部长章伯钧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章伯钧何许人也,章伯钧1922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与朱德同志住在同一个宿舍,经朱德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中担任过政治部的重要职务,后来脱离共产党创立农工民主党和民主同盟,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解放后被任命为交通部第一任部长和光明日报社社长。蒋介石曾经拉拢他说,除国防和外交部长外其他部长由你挑,他回答说给我外交和国防部长我也不干。就是这样一位通天人物,多次亲笔写信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表达交通部关于在北京创立公路学院的意愿和筹备过程中的有关情况。这些信件正是通过当时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转送到领导手中的。经过反反复复的论证,1956年公路学院的筹备和正式建设终于迈出了最关键的步伐。 1956年2月8日公路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委员会成员由教育部、交通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土建学院等组成,筹委会主任为曹承宗,副主任为刘良湛和钱维人,办公地点设在交通部公路总局腾出一座楼上。1956年2月23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给总理打了建校报告,第二天即1956年2月24日陈毅副总理就亲自批准了,紧接着1956年2月28日国务院六办开会通过,又紧接着1956年3月2日国务院二办开会通过。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高度关注之下,经过一道道严格程序,最终决定1956年3月5日正式创立新中国的第一所公路交通大学——公路学院。批准的速度之快规格之高程序之严,令人肃然起敬,为之一振。公路学院成立后,第一个校址选择在河北省保定市,经国务院批准冠名为保定公路学院,第二个校址选择在河北省通县就又改冠名北京公路学院。在新中国的京畿之地筹备和创办自己的第一所公路学院,切切实实是经过中南海国务院领导反反复复论证和决策的结果。如果说1950年西北交通学校是长安大学专科教育的第一步,那么北京公路学院的成立,标志着长安大学的历史从此走进了正规大学教育的重要阶段。北京公路学院的批准成立,是新中国教育史和中国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长安大学校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们重温这段辉煌而厚重的历史,是想告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以及长安大学所有的人们,今日之长安大学来之不易,是新中国的最高层,是第一代革命家们,用心血与智慧铺筑起了今日之长安之路.只要是长大人,不管来自何方或者何种身份,都应当以此为荣,并引以自豪,倍加珍视,并应以此作为一代一代长大人不断前进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京畿时期的公路学院 1956年2月公路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曹承宗主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到河北省保定市与省市领导联系选校址。在河北和保定省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在保定市西北部离京汉铁路不远的地方,征得土地600亩,并制定了学校建设规划,通了水电,建起了校园围墙;但是,后来考虑到河北省省会要从保定迁移到石家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随之要转移,保定市当时要供应一个五六千人的大学将会遇到很大困难。在此情况下,交通部决定放弃保定在河北省通县八区官庄村确定了新校址,征得土地900亩,重新进行了校园建设规划,1956年7月开始建设,1956年10月22日经教育部批准废除保定印章启用北京公路学院筹备委员会印章,并计划1957年秋季第一批新生进校,中南土木工程学院划拨过来的100多名路桥专业高年级学生也同时迁入。刚刚成立的北京公路学院首先绘制了学校的发展蓝图,规定学制为五年本科,总规模6000人,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发展初期计划设置“汽车公路与城市道路”、“桥梁与隧道”、“汽车运用与修理”、“筑路机械的使用与修理”四个专业,并经过征求各个省交通厅及一些名教授的意见后,制定出来了四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授课计划;编制了组织机构设置,初步建立了教务、总务、人事、院办和汽车、公路两个系的管理系统;组建起来了一支由210人规模的教职工队伍,其中教师有103人,大多数是55、56两年分配来的本科毕业生和还有从其他高校、交通科研院所调来的同志,他们到校一报到就又立即安排到清华、北大、人大、同济、东南等几十所高校学习进修;仅仅一年来的时间就建造起包括教职工宿舍、学生宿舍、教学和食堂等五栋大楼,约9540平方米;同时还购置了大量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和其他东西。可见,北京公路学院一开始发展势头就是非常好的。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7年2月杨笑萍接任曹承宗担任北京公路学院第二筹委会主任,北京公路学院是上是下是去是留的问题也同时摆到了他的面前。教育部根据国家总体计划,提出关于1957年度新建高等学校重新安排的意见,公路学院不再在北京单独建设,撤销西安汽车机械学校在西安建设,1956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示初步同意这一方案。但是交通部不赞成这个方案,多次打报告表示不同意撤销北京公路学院,仅1957年夏天就一连打好几个。但是由于1957年政治气候的突变,曾经热心支持创建北京公路学院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因提出“政治设计院”而被打成当时中国头号右派,交通部多次的报告已经没有过去的分量了,不得已的情况下,1957年9月15日撤销了筹备机构,房产和财产移交到有关单位,干部除一些骨干外都重新分配了工作,出去进修的教师也都就地留到各个进修的高校,1957年12月底全部工作结束。长安大学的发展历程,就像一部交响乐章,北京公路学院的退出,预示着西安公路学院的即将上场。但北京公路学院依然余音绕梁,必然要对西安公路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北京公路学院的创建和撤销,就不会有西安公路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甚至可以这样说,北京公路学院是长安大学历史上的“黄埔军校”和“南昌起义”。北京公路学院的创建和实践,为西安公路学院培养了四任院长,主政公路学院三十年之久,他们分别是程飞白(北京公路学院最后的筹委会主任、西安公路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58——1970)、刘良湛(北京公路学院筹委会副主任、西安公路学院副院长,代院长、顾问,1958——1999)、杨笑萍(北京公路学院筹委会第二任主任、西安公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顾问,1970——1980)、李斌(北京公路学院骨干教师、参与制定专业计划,西安公路学院副院长、院长,1978——1988)。北京公路学院虽然撤销了,但为西安公路学院的成立,提供了良好机遇和条件,至少使西安公路学院的建立提前了二十年。没有这极其宝贵的二十年,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就不可能第一批进入“211工程”院校的行列。历史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北京公路学院对长安大学的影响,不就成了不言而喻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了吗。长安大学是北京公路学院名正言顺的唯一历史继承者。因此,一定要以百倍历史责任感,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业绩,以回报前人和社会。 第四章.长安兴业(1958——1965) 移师西安 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58年的时候,由于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急需大量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公路学院的建立就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在西安汽车机械学校基础上创立的方案,此时便成了交通部和教育部的共同意愿。1958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1958年6月交通部任命程飞白、雷荣为正副主任负责筹建。程飞白率领北京公路学院保留下来的主要骨干(如李斌、姚伯泉、郭可察、杨坤元、钟仁声、王世杰等多人),带着已经完成的筹备和研究成果以及全部档案,由北京移师西安,在西安汽车机械学校安营扎寨,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由于北京公路学院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建设方案和两年宝贵实践经验,西安公路学院的筹备自然是轻车熟路,并不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所谓筹备,不过就是北京公路学院方案的克隆版罢了,而最重要的工作倒是大量人才的调集和选拔。虽然,西安汽车机械学校当时已经达到了教职工512人及学生1920人的规模,初步奠定了升格成本科,特别是创立汽车机械和筑路机械两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但公路工程和桥梁工程却极其缺乏专业人才,学校原有的路桥专业人才早在1955年已经调到了辽宁交校,北京公路学院撤销时专业人才又流失了很多,没有人才哪能如期按计划开学和开课。在此情况下,交通部及时采取了非常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从交通部机关、交通部所属科研院所及工程单位、大专院校调来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一时各路人马云集长安,在很短时间内就汇集起210人,加上原有的,学校当时一下子达到了722人的教职工规模,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新招收大学本科班能在1958年9月1日的正式开学。1958年9月1日是长安大学历史上的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有学习“汽车运用与修理”、“公路与城市道路”两个专业的176名本科新生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开创了长安大学历史的又一个新纪元。 西安公路学院成立以后西安汽车机械学校随之撤销,程飞白为代院长,1959年3月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院长,副院长为贾炽民。1959年1月24日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选举出雷荣等9位同志为第一届党委委员,雷荣担任党委书记,冯东担任副书记。后来由于领导干部的变动,截至1965年,学院形成了以庄泽华为书记、李子新为副书记和程飞白为院长,刘良湛、王朝刚、李振华为副院长的领导集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在此期间,程飞白院长始终处在领导的核心层,而且时间最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长安大学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不妨也可以称作“程飞白时期”。1959年8月交通部孙大光部长到学校进行了视察,根据孙部长的指示,学院制定了总体发展规划。规划提出设立五个系四个部33个专业,发展规模为13550人,其中本科生7210名,研究生和留学生300名,夜大函大生3680名,中专生2360名。但是,在实现规划的过程中却正好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这样的宏伟蓝图,很遗憾,在当时始终未能如愿。尽管如此,长安大学的发展依然是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河,北京公路学院未能实现的,西安公路学院实现了;西安公路学院未能实现的,长安大学实现了,而且远远超出了前人的所有设想。然而,我们却要牢牢记住,今日之长安大学是站在过去了的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那些前辈们的丰功伟绩。 八年伟业 在长安大学的历史画卷中,从1958年到1965年这一段,毫无疑问是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以程飞白为代表的学校那一代领导集体,坚持正确的办学方针、路线和理念,紧紧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自然災害,克服了各种困难,创造出可歌可泣的业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不需要去翻什么档案,也不用过多考察,只要站在学校的过街天桥上向北一望,在琼楼玉宇中,当您看到最壮美的那一座时,您一定会发出由衷的赞叹。那不就是那一代人当年留下来的不朽丰碑吗,那不更是今日长大人的无比自豪。 建造了一座美丽的校园。西安公路学院成立后,随即在西安汽车机械学校的正北面,唐长安城永宁坊遗址上,选择了新校区,并与永宁人民公社下属的五个生产大队签订协议,征得土地大约800亩。新校区东起雁塔路,西止文艺南路;北到建设路,南临二环路(当时叫卫四街),形成了一个四四方方像古长安城那样的校园形状。尽管后来发生了自然災害,归还回生产队200多亩,加上周围单位的不断蚕食,剩下的校园面积,在西安当时同档次大学中,也依然处在比较大的位置。在这片古老土地上,那时的长大人又一次开始了新的耕耘和开拓。在面临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到1960年夏,新教学主楼、公路系学生宿舍楼、汽车系学生宿舍楼和学生食堂等建筑物,就都一一拔地而起了。1960年秋季开学时,大学本科58级、59级和新入校的60级,就都同时一起搬了进来。又经过几年建设,到1965年,一座崭新的大学校园,就屹立在了西安古老的土地上。如今这里梧桐挺拔,桂花飘香,白天绿茵如毡,夜晚灯火通明,在长安大学诸多校区中依然处在中枢地位。而那座壮美大气文化含量极高的教学主楼,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更成了海内外众多长大学子的朝拜圣地。 构建起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体系。西校原来的管理的办法、规则和体系在西安公路学院成立后,也只能在中专部继续使用,它已经不能适应整个学院的管理了。于是,学院领导参照北京公路学院做法和经验,把学校的管理分成了几个系统。党委系统设立了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工会、学生会和各系党总支;行政系统设立了院长办公室、教务处、人事处、总务处,还有汽车系(1958年)、公路系(1958年)、筑路机械系(1965年)、中专部(1958年)、基础部(1963年)、公路研究所(1963年,原交通部科学研究院西安公路研究所)、教学工厂(1950年,1960年三厂合一)、学校农场(1960年)、印刷厂(1950年)和子弟学校(1960年)等;学校整体、各个系统和单位,在实践中又分别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行之有效规章制度。所有这一切,使得学院在六十年代初,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教学管理系统和教务处为例,就能充分说明了一切。教务处1960年就设在教学主楼的二层,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依然坚守在那里,始终坚守在教学管理这一块前沿阵地上,从没有中断过。尽管管理人员一茬一茬在变,学校的教学管理传统和经验,直到今日依然在熠熠生辉。 建立了一支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职工队伍。1958年学校的人员编制是,校本部573人,其中教师217人,教辅92人,行政158人,后勤106人;附属机构501人,全院教职工终计1074人;1960年教职工总数1063人,其中教师307人;经过八年建设,1965底教职工总数1166人,其中教师409人,科研人员80人。从简单的统计可以看出,当时学校教职工队伍已经是相当科学和合理了,实现了产学研的有机结合。1963年学校根据上级文件,进行了第一次教师职称评定。通过职称评定,形成了以“四大总八大教授”为骨干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教师队伍。程飞白院长自信地说,我们学校有四大总八大教授,同济大学就不在话下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周楫、孙怀慈、梁锡伯、何福照、彭树德、杨到慰、周允、关世俊、倪寿璋、郭可察、王福田、薛榕、李斌、徐光辉、赵恩棠等,加上从日本、苏联等国回来的留学生和从清华、交大、同济、吉工大分配来的毕业生,如胡秋金、候国器、张少名、孙祖望、张登良、郑可扬、龙水根、王秉纲、陈祥宝、孙家凯、张慎良、戴冠军,吴志恒等等。这就使得当时的公路学院,出现了一个名师辈出的良好局面,也为后来学校出成果出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取得了一批比较像样的科研成果。从1958到1965的八年时间里,由于学院成立有公路研究所,编制有专门科研人员,所以承担和完成了很多项科研任务,仅1959年就承担了国家课题46项,陕西省课题9项,学院自选30项,全年了完成53项。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有“万能煤气汽车”、“微型小汽车”、“轻型砖拱桥”和“振动打桩机”等。后来又结合生产和教学,重点研究过“汽车节能”和“薄层路面搓板”等课题。这些课题的研究和完成,在社会上和交通系统产生很大影响,有的项目还参加了全国的展览。 完成了一条国防公路的施工任务。1965年春天国家决定修建一条穿越太行山崇山峻岭代号为0401线的国防公路。学校根据交通部的指示派出了52名教师和干部,加上91名大学生,组成第四工程处。公路系主任赵恩棠任处长和书记,总务处长刘玉林任副处长。工程处下设两个工程队:第一工程队队长李斌,副队长张登良,主任工程师陈继安;第二工程队长张学龄,副队长郑可扬,主任工程师胡安帮。他们率领1523名工人和退伍军人,还有七个班的学生,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1.9公里的施工任务,包括51道涵洞和9座桥梁,在雄伟的太行山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章。也就是在这里,一代才俊,著名的桥梁专家郑可扬副博士,永远离开了人世间,长眠在太行山上。他的悲壮离去,让后人无不感到痛惜。长大人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缅怀他们的不朽业绩。 开赴抗美援越第一线修筑“胡志明小道”。1965年,当美帝国主义把侵略魔掌伸向越南北方时,公路系奉命派出了14名教师和38名路桥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其中3名女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组成两个测量设计队,分别由徐光辉和凌志平担任队长。他们远离祖国,开赴越南,参加了修建“胡志明小道”的战斗。师生们发扬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在枪林弹雨和热带雨林中,接受战争的洗礼。在那里,天上美国飞机轰炸,地上特务骚扰,老虎出入宿舍,毒蛇爬进被褥,经常是几十天吃不到一片蔬菜,生活极为艰苦。通过三年战争的严峻考验,他们完成了100多公里道路、桥梁的勘探、设计和施工任务。经过中越两国政府的检查验收,所有项目质量都达到优良,为祖国争得了巨大荣誉,也给他们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个光荣符号。 经受了一段艰苦岁月的磨砺。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倾”的错误和“大跃进”的浮夸风,加上当时的自然災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高等学校也不例外,一样陷入巨大困境。当时缺吃少穿,物资供应匮乏,一切凭票供应;大批职工下放,中专学生全部放假回家。但是困难并没有把师生吓倒,学校迎难而上,先后在灞河、渭河和黄河滩上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农场,师生轮流到那里开荒种地;又在校园里见缝插针地开出了一块块菜园,还请来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外号为“气死牛” 的老英雄郝树才同志到学校作报告。硬是用延安精神和自力更生的办法,渡过了一道道难关。如今,当人们回眸这段往事时,又有谁能不发出无限的感叹。 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学校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立即相应,很快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随之,学习大庆精神,学习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等活动也都相继开展了起来。通过这一个又一个有益活动,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学风、班风和教风在全院各个角落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提高,涌现出许许多多“三好生”、“全优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和各种各样的先进集体。如王秉纲同志被评为学习毛主席先进个人后到北京参加了交通部的经验交流会,汽08和汽09等班级被评为先进团支部后受到团省委、团中央的表扬。在这些活动中,工会、团委和学生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届学生会主席白清云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第二届学生会主席魏常林被选为雁塔区人民代表,第三届学生会主席王海香在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总之,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在长安大学的发展史上是最好的时期之一,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美好时光。 为祖国培养出了大批一流的高中级专门人才。八年奋斗,八年伟业。在八年时间里,学校招收了58、59、60、61、62、63、64、65等八个年级的大学本科学生,与此同时还相应培养了八个年级的专科和中专生以及其它类型的学生,涉及到公路、汽车、机械、管理、地质、土木、数学、力学等多个专业门类。1956年开始招收越南中专留学生,从1959年起又为越南培养了多名本科生,而从1965年开始又招收了越南的研究生和进修生。可见,学校当时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是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学生进校后,学校对他们进行了精心培育和严格要求。那时大学的教育是按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三段制”的模式进行的,对大学生学校特别强调的是要有厚实的理论基础;而对专科和中专生却要求侧重在动手能力的培养上,通过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办法加以实现。学校的办学和教学模式,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充分肯定,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58年春夏之间到学校的参观团就有122个,参观人数多达2080名,越南公路总局局长也率领了八人公路考察团来到了学校,1961年刘少奇主席也准备要来但有急事未实现。1964年6月12日『光明日报』工作研究栏目上专门刊文,介绍了学校学生实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办好实习工厂的经验。可见,当时的影响了。当然,办学和教育的效果,也并不一定要求当下就全部立竿见影,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要看后续效应,看培养的学生有没有强大的“后劲”。当年,学校为国家培养的5000多名中高级专业人才中,我们也并不敢说个个都很棒,人人都好样;但我们可以肯定说,绝大数毕业生,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定会尽全力为祖国做贡献,不断地向一个个高峰攀登。事实胜于雄辩,以汽6009班为典型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班毕业时不到30人,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奋斗,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正军级2人(李增新少将、苏喜春少将)、副军级3人(梁喜田、寇国瑗、姚金荣)、正师级5人(席贵宝、杜宗美、李兆锐、任建宇、郎贵元) 、副师级4人(袁广玉、唐平、王荣棋、贾义章),另外还有教授、副教授、教授级高工、高工、局长、处长多人。一个班级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可以想象,那5000多名学子的整体功绩,又会是何等巨大和惊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结论,长安大学历史上的程飞白时代,是一个当之无的愧辉煌时代,他们的伟大功勋和辉煌,必将永彪 长安大学的光辉史册。 再创佳绩 长安大学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地质学校(当时叫陕西地质学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经历一段不寻常的岁月。1953到1959年在地质部的直接下,地校发展很快,取得巨大成绩。划归省管后依然余威不减,截至1960年底学校还保留有相当规模。当时有教师171人(女教师42名、党员24名、团员48名),职工195人(校长2名、书记1名、党员49名、团员23名),在校学生总数1332人(党员6名、团员369名),当年毕业生481人,入学新生197人(其中有地质地质五年制专科32人)。学校各项工作依然蓬蓬勃勃,1960年春天举办了运动会和群英会,推荐罗春山同志出席了省市群英会,并授予了陕西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1960年年底又推选出很多先进集体和个人,有的还出席了西安市有关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随之陷入严重困境,1962年5月学校跌到了最低谷。正如1962年5月16日石志文同志在传达上级会议精神时指出的那样,学校规模由2400人减少为1200人,再减到600人;专业由4个减少为地质和测量2个,机构只保留教务处、总务处和办公室;学生全部放长假,是农村的,回家务农,城市的由学校组织上山开荒;教职工队伍由100人减少为50人,多一个都不行,多余的职工能调动的调动,家在农村的回家务农。 面对这这样严重的局面和困难,当时的地校人并没有屈服和被吓倒。他们勇敢面对这一切,千方百计采取了一切能采取的措施,去战胜困难,走出困境。1960年学校在陕北甘泉县成立了农牧畜场,分批分期下放干部到那里开荒种地,生产自救。还在校内和其它地方,发动群众开荒。由于学校的努力和大环境的变化,学校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1962年9月11日地质部教育司下发文件批准测量专业一、二年级224名学生复学,同日中发(62)255文件批准学校回复由地质部直接领导,恢复校名为“西安地质学校”。从此,学校又走上复兴之路,放假的学生也都逐渐返回了学校,教学秩序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良好学风又开始在校园里荡漾。1063年底语文教师代光裕在测量149班进行了“挥手之间”一文的观摩教学。1964年7月12日在陕西汉中梁山实习的矿勘2年级61名师生,因为积极参加灭火斗争而受到地质部表扬。1964年11月12日地质部任命高保扬同志为学校校长。测量339、435团支部获得西安四好团支部和学雷锋先进集体。1965年2月13日根据部(65)地教字30号文件北京地校物探193名师生和郑州地校水文32名师生迁入到学校,学校又上了学生1440人教职工240人班级36个的规模,此时的校园又回荡着一派生机。回首往事,当年地校在艰难困苦中的奋斗精神,一样让人感概万千。 重新崛起 西北建筑工程学校在国家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也一样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在那段艰苦日子里,学校遵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不但62、63两年没有招收新生,而且大大缩小学校的规模。学生中有110名动员参了军,有300名修学一年回乡务农,还有760多名所谓条件不好和成绩不及格被学校处理掉了,大多返回了农村。专业由4个调整为3个,班级由29个缩减为15个,学生编制500名,实际为440名,而且除四年级外全放了长假。教职工队伍也由281人精简到152人,教师由122人精简到了60人。除此之外,学校还采取了其它很多措施,如先后在淳化、子午、三门峡和校内建立了四个农业生产基地,开荒470余亩,养牛10头、驴2头、羊122只、猪30头。1962年3月底学校已能保证供应每人每天1.5—2斤蔬菜和副食品,为战胜困难奠定了相当好的物质基础。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从1963年开始,学校又逐渐恢复到正常发展轨道,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截至1965底,学生总数871名,教职工总数188名,其中教师79名;专业回复到建、砼、水、热四个。虽然还没有达到最高值,但学校的元气已经恢复过来了,学校又出现了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学校党委组织师生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开展学习大庆活动,提出用“两本书”(毛主席著作和业务书)备课,用“两论”指导教学,处理教材,改进教法,把主席思想贯穿教学的全过程。各教研组除积极研究和改进教学外,还普遍重视了对课外活动的指导,开展了小型多样的体育比赛、科技讲座、故事会、知识性版报、开放实验等,受到了学生热烈欢迎,参与这一活动的学生多达982人次。总而言之,西北建筑工程学校同长安大学其它组成学校一样,经过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追求,又进入黄金季节和最佳境界。当今的长大人应当知道,当年的长大人就是在那样艰难环境中走了出来,走进了今日的辉煌。 第五章.艰难跋涉(1966——1976) 工农兵学员进校 长安大学的历史,不仅仅有过辉煌和光荣,也一样经历了七災八难。其中,最大的应该算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高等学校是重災区,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地质学校和西北建筑工程学校无一能够幸免。广大的师生员工,经受了巨大的煎熬和考验,有很多同志甚至遭受了严重打击、迫害和屈辱。西安公路学院一个学校当时就有揪斗的119人,立案审查的151人,关进牛棚的78人,编入监改队的143人,判刑管制劳教的6人,迫害致死的7人,失踪的1人。尽管如此,当年西公院的那一代的人们,并没有停止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争,更没有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依然在历史的长卷上书写着自己的春秋。 “文革”前培养的学生全部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1966年6月以后,西安公路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在没有完全完成学业的情况下,1967年至1970年之间,有1233名大学生、1065名中专生和52名专科生,延期或按期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1969年冬学院有612名教职工,疏散到了陕西省合阳县坊镇公社。又在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黄河滩和蓝田县朝阳公社办起了有2500亩耕地的“五七农场”,大批教职工轮流到那里参加体力劳动。1970年3月学校由交通部下放到了陕西省,当年甚至还考虑过要把学校改成汽车制造厂,为此还特意招收了200青工。可见,学校当时曾经面临的存亡局面是多么严重。 学校虽然降格为中专但原有规模、专业 和设备一律保留。1971年9月30日,陕西省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对高校实行撤销、合并、迁移和改办的方针,决定西公院继续存在,不再改成汽车制造厂。西公院虽然避免了被撤销的命运,但却降格为中专,更名为陕西公路学校。当时由于交通部高瞻远瞩,从交通院校长远发展需要考虑,及时向陕西省提出变动过程中要严格保留原有的规模、专业和设备的要求,学校的实力和水平在变动中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在第一线举办各类短训班。1970至1972年期间,学校多次派出小分队和调查组到省内外211个单位,走访了868名职工和技术人员,提出了多个办好大学和中专的新方案,编写出414万字新教材,正式出版50万字新教材。与此同时,还举办了多期短期训练班,培养学员309名。这一切充分表明,当时西安公路学院的广大教师和职工的复学愿望与积极性是相当的强烈。万事已具备,学校上马和复学指日可待。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校。1972年西安公路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标志着学校的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招收对象是陕西省交通系统有两年以上工龄的在职人员,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试的方法,招收了汽车、机制、公路、桥梁和筑机等五个专业普通中专生196名。同时招收了汽车、运输会计、邮电会计、路面和桥梁等专业的短训班学员252名。1973和1974年又分别招收两届628名普通中专生。中专恢复招生奠定了大学恢复招生的基础,为大学招生敲响了开场锣鼓。 大学体制恢复并招收74级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6月4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关于同意恢复西安公路学院的通知,并规定专业仍然归口交通部,办学方向为“面向西北,兼顾全国”。根据交通部安排,学校当年就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工农兵大学生299名。同时,还接受了4名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留学生。这些学生分布在汽车运用与修理、公路工程、桥梁与隧道、建筑与筑路机械四个专业里,学制为三年。1975和1976年又招收了两届,截至1976底在校大学生1005名,留学生25名。工农兵学员是在当年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尽管留下不少遗憾和局限,但依然有很多方面可供后人思考和想象。况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通过学校当年的精心培育,以及后来他们自身能力,已经成长为事业中坚和工作骨干,甚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们难道不一样感到光荣和自豪吗。 走出国门援建也门萨那技术学校。1964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到我国访问时向周总理提出,希望我国帮助他们建立一所中等技术学校。我国政府当下就作出承诺,决定无偿进行援助建设。根据教育部下达的任务,西安公路学院负责“汽车专业”和“机电修理”的建设和教学工作。1969年开始筹建,1970年组织教师到上海编写完成了九门课的教材和教学大纲,采购了教学所需的有关教具。1970年9月26日萨那技校正式开学,随后又在也门塔只增建了一所。在二十多年的援建过程中,学校先后派出教师、工人和干部55人。这些同志远离祖国,长年工作在异国他乡教书育人,为我国第一个教育援外项目顺利完成立下汗马功劳。秦川老师就是援建教师中的一个典型代表。1972年他到上海进修了两年阿拉伯语后就派往到了也门,后来断断续续在那里耕耘了近二十年。他在那里用阿拉伯语给学生讲课,与也门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国援建的这两所学校在也门国内和世界上影响很大,连也门的国庆阅兵都要在学校的操场举行,而且吸引了西哈努克等大批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来学校参观访问。 开门办学 西安地质学校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与西安公路学院当时的情况大同小异。当时地校一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一样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苦苦挣扎。但是,地质人向来不向困难低头。他们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各种艰难,把学校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虽频繁更改校名但始终坚守教育阵地。西安地质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更改校名,先改成陕西省地质学校,1970年4月9日改为陕西省地质局地质学校,1972年11月7日又改为陕西地质学校,1973年1月5日又改回原来校名西安地质学校。校名虽频繁更改,但校牌却始终保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学校在,老师就有施展才干的机会,实现抱负的平台;学校下一步的继续发展,就有了无限的空间。 校队挂钩举办教改试点班。1971年2月19日,地校采用校队挂钩的形式,从局属地队选拔了63名工人学员,开办了地质、物探两个教育革命试点班。试点班的师生走出校门,在生产第一线摸爬滚打。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地质添图8幅,自布编录探槽8个,并找到12条铁矿矿脉,取得了初战告捷的成绩。 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开学学校走上正轨。1972年3月,学校在陕西省地质局范围内招收新学员169名,分别在地质、物探、测量、水工、化学分析和勘探机械六个专业学习。试点班和新招收的,学制都是两年半。截至1976年底,学校教职工总数已达358人(其中包括工宣队员19人),在校学生总数1195人。学校规模已经得到恢复,为学校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行走在开门办学的路上。1972年3月11日陕西省地质局决定,地校的专业分别与地质六队、十三队、物探一队、物探二队、二水、探矿厂和地质局实验室合办,实行校队挂钩,开门办学。师生们纷纷走出校园,奔赴河南、宁夏、陕西等省的很多县市地质部门,进行实地教学,取得良好效果。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完满地完成了生产任务,师生在开门办学过程中自身也得到锻炼。仅仅1976年度就评出17个先进集体,151个先进个人,121名三好学生,60名优秀团员。西乡普查队罗家河工区被评为陕西省地质局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彭裕元老师被评为先进个人。 走向春天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西公院和西地校确实走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路程。但是最艰难的还不是他们,最艰难的要数西安建筑工程学校。1969年11月学校由建设部下放归陕西省管理,1971年竟被撤销,校舍也被基建工程兵建字71部队占据;1974年4月23日国家建委下发文件(194号)恢复学校建制,定名为陕西省建筑工程学校,为县团级单位,委托陕西省建工局领导和管理。学校恢复后,设置建筑施工与管理、城市给排水与道路、水暖与工业管道和建筑机械等四个专业;学制为两年半。1974年招生160名,1975招生158名,1976年在校生总数318名。建筑工程学校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和损失,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弥补回来的。好在建校恢复后的不久,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教育战线迎来又一个春天。作为长安大学有机组成部分的陕西省建筑工程学校,终于阔步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六章.再创辉煌(1977——1989) 西公院的新生与发展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长安大学的历史也翻过“文化大革命”沉重的一页,走进了新的发展阶段。学院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的重点院校,成为当时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誉为有公路交通特色专业齐全的亚洲“唯一”的一所大学。每年向国家输送出大批建设人才,公路专业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桥梁专业占三分之一,汽车专业占二分之一,筑路机械专业占百分之百。 白治民同志出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7年4月陕西省省委任命白治民同志担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杨非为副组长。白治民同志1930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北局后补书记兼秘书长。上级派如此重量级干部到学校任职,充分说明对公路学院高度重视程度。1977年10月白治民同志调离后(陕西省、福建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顾问)董实丰同志接任。1978年5月学院革委会撤销,恢复党委下院长分工负责制。1978年9月,学院重新划归交通部领导,交通部随即派来以李盛烈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学校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后,中央任命董实丰为党委书记杨非为院长,新学院领导班子正式诞生。1981年12月董实丰调离后杨非为书记,刘良湛为代理院长(副部级),至此领导班子的整顿调整工作圆满完成。党委书记:白治民(1977年4月—10月)、董实丰(1977年10月—1981年12月)、杨非(1981年12月——),党委副书记杨非(1977年4月——1981年12月)、于琦(1977年10月——)、王彬(1978年9月——);院长杨非(1979年6月——1981年12月)、刘良湛(1981年12月——),副院长刘良湛(1978年9月——1981年12月)、陈树本(1978年9月——)、周楫(1979年9月——)、孙祖望(1979年9月——)、李斌(1981年12月——);顾问杨笑萍(副部级)、李振华。学院新的领导集体产生,为新公路学院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基础,而白治民同志是带领广大师生走进新阶段的第一人。 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77级本科新生。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在充分听取与会者要求立即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意见后,邓小平同志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部下发了有关文件,正式决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一重大措施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青年的热烈拥护。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西公院有幸参与这一伟大进程,通过1977年12月份的考试,共录取77级本科新生495人。另外,录取中专生300人。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我们民族的一件重大盛事。不仅是一代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更使祖国从动荡回归到了理性。进校后的77级,以自身的忠诚、智慧、勤奋、好学和富有理想,带动了整个学校学风和校风的好转。受到广大师生的交口称赞,也为教育史和校史留下了华彩一章。 1979年周允教授招收了第一个研究生。1979年教育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发文,下达了研究生培养计划。西公院有路、桥、汽、筑、机、制六个学科可以培养研究生,培养指标8个。当年有16个考生报考,经过严格考试,只有报考汽车工程考生常心泰考分上线,所以被录取了,成为“文革”后西公院录取的第一个研究生。1980年培养指标2个,1981年培养指标8个。1981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通过了学位条例,我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制度。西公院汽车工程有幸被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硕士点。当年毕业的研究生常心泰,就是因为自己所学专业成了硕士点,所以顺理成章获得了硕士生学位。正因为当年赶上了研究生培养的头班车,迈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才有了后来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和声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国汽运工程的创始人周允教授,他同时也是西公院的第一位硕士生导师。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1979年学校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对历史上遗留的错案,一一进行了复查和纠正。包括“文革”时期的152件,反右时期的180件,还有反右倾和其他运动中的32件。对受迫害的同志,政治上恢复了名誉,工作上得到了安排,生活上给予了照顾。在此基础上,学院又把重点放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不但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入党,还选拔了40名同志充实到院、系处和科室的领导岗位。1978年成立了职称评定领导小组和学术委员会。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到八十年代初,学院已确认和评出教授11人、副教授50人、高级工程师7人、讲师333人、工程师45人。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焕发出了无限生机和活力,学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内行”专家型干部主持学院领导工作。1982年2月中央颁布有关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学院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退居二线。同时,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选拔出很多年轻和有学历的干部,实施了学院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实现了学院干部队伍由“外行”革命型向“内行”改革型的彻底转变。1983年5月交通部教育司郑健局长率领工作组到校考察,1983年12月8日经中央同意和任命,学院新的领导班子产生。党委书记为孙祖望,副书记为王秉纲;院长为李斌,副院长为张登良、张少名;顾问为刘良湛(副部级)、杨笑萍(副部级)。新的领导集体成员有5人为研究生学历(其中3人为留学生),有2人为清华北大本科学历,而且全都是教授职称,所以可以称之为清一色专家型。从此,在西安公路学院建立起来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授治校”新型管理体制。或许人们并不这样认为,但究其实质又有谁能将其否认。新班子上任后,从学校机构人员、规章制度、工作岗位、教学计划、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图书馆建设、实验室建设、科研规划、对外交流、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学院的方方面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影响了当时,也影响了后来,直到如今依然在起重要作用。 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起国内一流的实验室。1980年西安公路学院开始申请世界银行贷款,经过多方努力和各方严格审查,1984年通过,获得了中国第二个大学发展项目的贷款资格。1984年2月19日至21日,世界银行高级技术、经济专家沈兴诺(英籍)、鬼塚雄成(日籍)来到学校审查,确认了学校的贷款资格;1984年6月27至7月2日,教育部组织七位顶尖专家到学校评审,确认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汽运工程、筑路机械工程和计算机中心为贷款项目,贷款金额为360万美元;又经教育部1984年7月20日至8月初在四川峨眉学部委员会评审、1984年8月27至9月初世界银行专家最后审定,最终在1984年9月20日至27日教育部召开的第二个大学贷款会议得到了批准。1985年6月11日教育部正式通知分配学院贷款380万美元。1985年12月,交通部按照大于一比一的比例,给学校1985至1989年配套投资1434万,同年的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正式签订了中国第二大学发展项目《开发贷款协议》。从此,贷款工作转入执行阶段。西安公路学院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申请成功,是在学校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因为有了世界银行的几批贷款,学校从此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为重要是学校的一个又一个实验室得到了“鸟枪换炮”的飞跃。 对外交流迈出新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安公路学院对外交流迈出了新步伐。1979年第一次邀请美籍华裔张秋先生到学院讲学,介绍了美国交通工程方面的有关情况,当时竟成了轰动一时的事情。同年,学院又与莫斯科公路学院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同样成了当时的新鲜事情。后来有了世界银行贷款,不仅请来了很多国外专家到学校讲学和学术交流,而且还选派了很多教师出国进修和攻读学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交流非常频繁,对学校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重要。更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学校当时的留学生无论数量还是国籍和层次,都有较大的发展。留学生已从一两个国家扩展到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学生,仅仅公路工程一个专业1985年就拥有22名留学生。 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初见成效。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大大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西安公路学院当时有8项科研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后来随着研究机制的完善和经费投入的增加,承担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科研水平也越来越高,到八十年代末,包括全国科技进步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奖励获得有有上百项之多。与此同时,西公院当时也很重视科技服务和社会服务,编辑和出版了《汽车运输》、《国外汽车运输》、《汽车运输研究》、《汽车驾驶员》、《筑路机械与施工机械化》、《公路工程地质》、《公路运输经济与管理》和《路桥与交通》等刊物。这些具有行业特色的杂志,在发行当中受到热烈欢迎。 成为具有公路交通行业特色的“亚洲唯一大学”。1985年7月6日,交通部钱永昌部长到学校视察,对学校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年学校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本科生3658名,专科生467名,留学生34名,硕士研究生121名,教职工1986名。又经过几年建设和发展,到了1990年,西公院就又上了的台阶。学校当时已有11个系部,20个专业,14个硕士生学科点,2个博士生学科点,学生总数5680名,留学生100名,研究生400名,另外有函数生4200名。西安公路学院在国内外已经有了较大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当时曾被社会上和校友们赞誉为公路交通方面的“亚洲唯一大学”和“黄埔军校”。 西安地质学院的创建和跨越 1978年,在长安大学的发展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就是这一年的春天,在百花怒放的西安地质学校校园里,西安地质学院成立了。西安地质学院的诞生,顺应了当时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的时代潮流,适应了国民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尽管当时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还存在许许多多困难。但是,由于地质部和陕西省的领导,能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大胆从老的大学引进了不少高精尖人才,不但克服了办学过程中的一个个困难,而且使西安地质学院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地院在大雁塔旁悄然兴起。1978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下发(78)教计字335号文件,同意将西安地质学校改建成西安地质学院。学院实行双重领导,以地质总局为主的管理体制。招生主要面向西北地区,有的专业可以面向全国,学生规模为2000人。原有的中专生,仍按原教学计划进行教学,不能转为高等学校学生,中专待遇不变。同年8月23日地质总局教育司下发84号文件,批准设立地质系和物探系。1978年10月,新成立的西安地质学院招收了第一届大学生。招收78级新生总数为102人(陕西72人、甘肃30人),其中男生95人,女生7人,党员4人,团员80人。12月15日国家地质总局发文批准,由刘三寿、李树章、罗春山、石志文、高保扬五人组成西安地质学院领导小组,刘三寿担任组长,副组长为李树章,原地质学校革委会撤销。197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80号文件通知,经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批准,刘三寿同志担任院长和党委书记。至此,学院领导组建完成,李树章为副书记,高保扬为副院长。学院成立之初,面临诸多困难。最主要是教师、校舍和教学设备严重缺乏。当时教师198人,能胜任大学教学任务的仅有44人;校舍面积36015平方米,而西安地矿所和局仪器所就占用了13200多平方米。西安地质学院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起步,走上了创业之路,走出了一条短平快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奇迹。 孙大光部长到地院视察确定建校方略。1980年7月4日,地矿部部长孙大光来到地院视察工作。地院领导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孙部长参观了教学楼、实验室、陈列室、学生宿舍、托儿所、食堂等,还就地院缺乏教师、干部以及基建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10日又召开了干部教师座谈会,有20多个同志参加,8个人发了言,孙部长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1988年5月5日卸任后,他又一次来到学校,对学校下一步的发展又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孙大光部长并非等闲之辈,他18年主政交通部,15年主政地质部,都曾立下过赫赫战功。地质系统就曾流传过“李四光科技,何长工教育,孙大光体制”的说法,可见他在地质系统有着非凡的影响力。温家宝总理还特意为他专门写过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足见他在总理心目中有多么的重要的地位。1959年他就曾到过西安公路学院视察,1980年又来到西安地质学院视察,1988年再次来到地院院。在长安大学的历史上能有他三次视察的记载,光凭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他在长安大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作用。正因为他的视察,地矿部领导才为西安地质学院的发展定下了“筑巢引凤”的方略,一批又一批的顶尖级人才才会纷纷会聚集在了大雁塔脚下,为培养地质人才而发光发热。 地质学家张伯声院士出任院长和名誉院长。孙大光部长视察后,一个又一个地质精英纷至沓来。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地学泰斗张伯声院士。1981年1月3日,地质部地政(80)126号文件以及陕西省委组织部组干三(80)005号文通知,任命张伯声为地院院长和院党委委员,同时免去了刘三寿院长职务。张院士三十年代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一直担任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移居西安,在西北大学耕耘了几十載,早已功成名就。地院有了他,就有了学术大旗,就有了发展的底气。从此,这里的发展就进入快车轨道。他来之后,他主持的“中国地质构造研究室”和承担的地质部及陕西省科研项目,也都一起迁移了过来。1981年2月23日,陕西省高教局又下发(81)18号文件,同意了将他带的4名研究生(谢广成、张学仁、陶文林、李侠)转到地院继续学习。由于他的杰出贡献,1989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教师。在学校为他举办的八十五岁祝寿活动中,全国有二十几个单位151人前来祝贺,其中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楚九英、西安医科大学候崇濂院士、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等。事实证明,一个科学和正确决策,往往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积极效应。就是因为地质部采取了正确一步,西安地质学院就一下子跨出了好几个发展阶段。地质学院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新建院校,变成了一个让人刮目相看新型大学。 刘国昌教授成为我国第二批博士生导师。1981年9月16日地质部政治部(81)294号文件任命刘国昌教授担任西安地院副院长,至此地质学院组成了以张伯声为院长,刘国昌、高保扬、廉登瀛、孙悦恭为副院长行政领导集体。由于刘国昌同志在长春地院时已是知名度二级教授,在工程地质方面已经有过很高的建树,所以1984年在申报国家第二批博士硕士学科点时,一炮打响,取得了成功。1984年1月13日国务院发文,批准西安地质学院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学为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点,岩石学(含沉积学)为硕士学位授予点,刘国昌教授同时批准成为我国第二批博士生导师。刘国昌教授是西安地质学院第一个博士导师,也是长安大学博士导师第一人,并于1984年11月招收了2名博士生(杜东菊、谭以安),为长安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开创了先河,树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 全国首届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地院召开。1983年地质部政治部(83)318号批准了西安地质学院新领导班子组成人员。党委书记为廉登瀛,副书记为雷道平;院长为李永升,副院长为孙悦恭、彭楚清;张伯声为名誉院长。张伯声、刘国昌等老一辈退了下来,可以集中精力抓科研和带研究生。在他们影响和组织下,此时的地院,科研活动,学术交流,异常活跃,出现了很多很有质量的论文和成果。在张伯声院士的提议下,经地质部教育司批准,地院在西安主办了全国首届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术讨论会。这个理论原本就是张伯声院士首先提出,1979年在第一届全国构造地质会议上,已被公认为地学理论界的五大学派之一。作为新理论的创始人出来倡议,自然就会引起地质界的广泛相应。参加这次学术会议有来自全国27省市科研、生产和13所大学的81名专家、学者。在讨论会上,各家畅所欲言,发表了论文,交流了成果。地院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张伯声院士还特意同代表们合影留念。讨论会的圆满成功,使西安地质学院在全国地质界名声大震。 “筑巢引凤”实现地院跨越。1986年,地质部地政(86)152文件通知,地院新领导班子由下列人员组成:党委书记为孟宪来,副书记为罗春山;主持行政工作的副院长为朱自尊(1988年任命院长),副院长为袁宝华、陈大生,纪委书记楚文亮(1988年任命)。西安地院历届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学院几年来引进来拔尖人才和地质专家。他们从不同的大学和地区,聚集到一起,互相融合和吸收,必然会撞出思想和智慧火化,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巨大效果。地院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内在的因素,到了八十年代末期(1987年底统计),西安地院全院教职工总数已达904名,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40名;学生总数1705名,其中博士生5名,硕士生92名,本科生1308名,专科生295名;全院党员总数404名,团员总数1761名;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33项,发表论文119篇。如果与1978年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西安地质学院确确实实实现了飞速发展和跨越。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建立和建设 1978年,在长安大学的历史上,不仅记载着西安地质学院的诞生过程,同样也记载着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诞生过程。西北建筑工程学院,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国家急需大量建设人才的情况下而成立的。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建筑业远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急切需要,技术力量严重不足,职工科学文化水平很低,这在西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西北五省没有一所建筑类高等院校,就是中专也只有陕西这一所。面对如此紧迫的情况,建立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西安文教中心区拔地而起。1978年6月9日和6月27日,国家建委给陕西省建委两次来电指出,“经国家建委主管领导研究,拟将陕西省建筑工程学校戴帽,改成建筑工程学院,保留中专,中专面向西北。”又指出,“学院扩建和新增设备等,均有国家建委负责,为便于充实和加强该校,拟实行双重领导,以国家建委为主”。陕西省当时的主要领导于明涛、章泽和傅子和等同志,都亲笔批示了同意。1978年12月28日,教育部下发(78)教计1427号文件说,国务院已经批准,同意以陕西建筑工程学校为基础创建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实行双重领导以建委为主的领导体制,学院应面向西北但要照顾陕西,总规模为2500——3000学生,先开设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机械、供热通风、给水排水,然后逐步增设城市规划、混凝土与佳作制品、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建筑工程经济、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等专业。1979年2月14日,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筹建领导小组宣告成立,筹建小组组长为田禾丰同志,副组长为冯占林同志。3月14日挂出校牌,启用印证,正式开始了筹建工作。经过半年努力,1979年招收了第一届本科大学生200名,加上新招收200中专生和原有的学生,学校总规模达到1100人。在西安城南文教区中心,又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拔地而起了。 从其它高校和建筑系统选调教师。学校由中专到大学,是一个质的飞跃,各方面都不适应。当时,学校占地仅仅120亩,各类建筑面积不过34800平方米;老师150名中也只有50来名经过培训能够胜任大学教学,教学实验设备基本没有;干部队伍不但数量少,更缺乏大学管理的经验和水平。在诸多困难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缺乏人才。为了加快这一进程,学院专门成立了选调和引进干部教师的管理机构。仅1979年上半年,学校就调进了130多名教师、干部和工人,其中教师就有50名之多。学校上水平,人才是关键。随着大量人才的不断涌入,西北建筑工程学院逐渐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用智慧书写人生精彩。从1979年到1989年,用了十年时间里,西北建院由小到大,发展成了一所教职工总数上600人学生总数超2000人的已经很像样的大学了。高等学校向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西北建院同样如此,这里一样聚集起了一批教育精英和科技骨干。在他们当中,最著名的应该算是张之凡教授和林钟祺教授。张之凡教授,1981年——1984年期间担任西北建筑工程学院首任院长。他从1945年重庆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建筑行业的教学、设计、科研和高校管理工作,不仅为教育也为建筑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方案的提出工作,主持过重庆原中共中南局办公楼及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院校校舍的规划设计数十个项目;来到西安后,在百忙的教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和管理工作之余,又参加了黄帝陵、华山风景区、陕西省博物馆、北京国家图书馆等上百项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评审和论证。他从北国冰城哈尔滨来到千年古都西安,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校园里,用智慧书写着人生精彩,创造出一个个辉煌。林钟琦教授,1938年国立东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4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在高等学校从事数学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评为二级教授,著有《高等工科院校合授3有论》,硕士研究生导师。来到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后,担任学院的副院长,一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中步入学校发展快车道。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成立和发展是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学校在升格大学之初,学校在拨乱反正中边整顿边建设边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此基础上,师生员工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进行探索和尝试,到八十年代末,学校又得到了更大发展与进步。截至1988年底,学校规模已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校学生数已达2239名,其中本专科生1787名,中专生150名,研究生27名,职校生275名,函数生207名。学院此时已经有了7个本科专业,5个专科专业,3个中专专业,研究生也有了10个研究方向,形成了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的建筑类多学科、多层次、多专业教育教学体系。科研和到外交流也迈出了新步伐,1987年,与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工学院和建筑学院建立了校际关系。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中,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第七章.大鹏展翅(1990——1999) 在“211工程”建设中腾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长安大学历史上,是又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发展期,是国家实施的“211工程”提供的。我们国家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在九十年代初提出了“211工程”建设规划。“211工程”是一项国家工程。就是面向21世纪,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211工程”是建国以来国家正式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是国家“九五”计划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工程,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系统改革工程。当时的西安公路学院,集中了全院的才智和力量,全力以赴地进行申报。经过几届学院领导和全校上下一致的不懈努力,申报终于取得圆满成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从此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在“211工程”建设中实现了腾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未,按照一级学科排名在交通部高校中已处于第一的位置,按照专业数量和学科种类排名在陕西省高校中已处于第四位置,按照综合实力和科研经费排名在全国高校中已处于七十左右的位置。 从公路学院到公路交通大学。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西安公路学院无论办学规模、专业数量,还是学科层次,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继续用“学院”校名,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学院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交通部和学院自身都有更换校名的愿意,经国家教委到学校考察,1995年3月5日下发教计(1995)23号文件正式批准,西安公路学院更名为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新校名是请我国著名书法大师启功先生题写的。新校训词是“求是、笃学、敬业、创业”。为此学校还隆重举行了挂牌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中央及地方十多家新闻单位发布了消息。更换一个校名,按理说,也并不能算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况且有很多前车之鉴,就因为更换校名而降低了原来知名度的并不是个别现象。但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这个新校名,却是一个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的出现,得到全国交通系统上下一致好评,学校内部更是欢欣鼓舞。更换校名后的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了,连一些类似校名的大学也连连说好,西安交通大学的领导和老师就曾多次在开玩笑时说过,“我们是母交大,你们是公交大”。”。1995年10月5日,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正式结盟,全面合作办学协议签字仪式在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举行。两校的领导全都参加了仪式。西安交通大学前来参加仪式的有党委书记潘季、校长蒋德明、副书记张光强、副校长孙国基、束鹏程、朱因远。副省长姜信真、省教委主任刘炳琦专程前来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引来了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九十年代的十年,在长安大学的发展史上是又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期。在这一时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曾经历过三届领导集体,他们分别是西安公路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孙祖望“1988——1990年”、副书记王秉刚,副院长张登良、张少名、史炳昌;党委书记孙祖望(1991——1994年)、副书记杨绪坤,纪委书记王书堂,院长王秉刚(1990年常务副院长、1991——1994年)、副院长张登良、陈荫三(1990——1994年)、戴经梁、邵振一、史炳昌;更名大学后交通部(1995)20号文件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尔立(1993年副书记副院长,1995——1997年)、副书记候书民(1993——1995年),党委书记雷达(1993——1995年纪委书记,1996——1997副书记,1998——1999年)、副书记董小林,纪委书记王振华,校长陈荫三(1995——1999年)、副校长戴经梁、邵振一、史炳昌(后为巡视员)、李云济、马建、周伟.此外还有几个副校长在位时间较短,不一一列举了,致歉。在这十年里,这三届领导集体在不同阶段,为公路交通大学上“211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的贡献,没有他们在黄金期的关键作为,就没有长安大学的今天。 从博士学位授权点到一级学科建立。1990年在国务院第四次学位委员会上批准西安公路学院具有博士授权资格,并批准公路工程和筑路机械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孙祖望教授、张登良教授和陈荫三教授被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1993年汽运工程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至此,学校已具有三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经过“211工程”建设,到了1998年6月19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1998”45号文件批准,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已建立起了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和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1996年博士后建立)。包括一级学科下属的道路与铁道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四个二级学科,加上原有的机械设计及理论二级学科博士点,学校当时已经有了正如校长陈荫三说的“一大一小”涵盖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1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7个本科专业。博士生导师也有3名增加到13名,他们分别是张登良、王秉纲、孙祖望、陈荫三、戴冠军、边耀璋、严宝杰、龙水根、戴经梁、李百川、杨炳成、郭晓汾和王毓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5名(张登良、陈荫三、边耀璋、戴经梁和胡长顺),交通部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3名(胡长顺、周伟、马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70人。1999年,具有教授任职资格审批权和1996获准设立“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位资格。与全国的名校和强校相比,尽管还有相当差距,但此时的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办学体系,初步实现了“211工程”的阶段性目标。 一桥飞架南北校园换新貌。在“211工程”的申报和建设过程中,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可以说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学校除了对校园进行改头换面的大整治和大绿化外,还花费了很大力气,大兴土木,完成了“安居工程”、“筒子楼工程”、“网络工程”、“温暖工程”。与此同时还建成了“四大重点品牌工程”。一是太白公路勘测实习基地,二是渭水汽车高速试验环道和综合测验场,三是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现代化体育馆,四是飞架南北校园的人行天桥。这些工程都是交通部专项经费投资的“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在当时的国内高校中都处于第一流水平。1995年1月15日交通部投资540万元,建设沟通南北校园的人行天桥。它的设计者是公路学院本校的华孝良教授,监理由本校的毛瑞祥教授承担,制造单位是铁道部宝鸡桥梁厂一分厂,施工单位是西安铁路工程一公司。1995年7月1日主体工程完工,9月27日天桥工程竣工。一座美丽的拱桥就是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架设到了西安南二环的空中。下面车辆川流不息,上面师生来来往往。建成的人行天桥,就像天上的一条色彩斑斓的长虹,不仅成为学校的一张靓丽名片,也同时为古都西安增添了一处具有现代感的新景致。在工程竣工典礼上,交通部黄镇东部长在陈荫三校长的陪同下,坐着小轿车第一个通过天桥,黄部长高兴地说,“不是人行天桥吗,怎么现在小汽车都可以通过了”。1996年8月,体育馆工程竣工,体育馆馆名由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题写。建成后的体育馆承担了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篮球和练球主赛场的任务。后来还成了八一篮球队的主赛场,全国男篮甲A联赛八一队和上海队就曾在这里举行过决赛,篮球明星姚明、王治郅、阿迪江就曾多次在这里参加过训练和比赛。可以想见,当时的场面和气氛会是有何等浓烈。 梦圆“211工程”实现学校整体实力全面提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提出实施“211工程”建设计划。西安公路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孙祖望和院长王秉刚等学校领导及时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果断地作出了学院申报“211工程”的决定。经过上上下下多方努力,1992年交通部把公路学院纳入申报重点对象,学院开始启动申报工作,“211工程”进入练内功阶段。1995年9月4日,学校举行了“211工程”预审初审会。专家组副组长是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史维祥,成员有西工大校长傅恒志、省教委主任戴居仁、交通部教育司副司长程景琨等专家领导。1995年10月18—20日,西安公路交通大学“211工程”主管部门预审会在学校隆重举行。专家组组长是交通部副部长洪善祥,副组长有铁道科学院院长程庆国、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史维祥,成员有五位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和交通部、陕西省部分领导及专家共17人。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副省长姜信真、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等省、部、市有关领导参加开幕式、闭幕式。专家们在考察基础上,经过认真的评议审查,与会的17位专家一致同意西安公路交通大学通过“2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12月29日,西安公路交通大学“211工程”建设立项论证会在北京交通部举行,洪善祥副部长主持,经过专家组论证,一致同意西安公路交通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1998年3月24日,交通部下发交教发(1998)147号文件,同意西安公路交通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正式立项,同时把西安公路交通大学“211工程”建设列为部“九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整个建设项目的专项经费已经落实,并于1994年开始启动。1999年12月30日国家计委下达了关于西安公路交通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计社会【1999】2343号),同意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作为“211工程”项目院校,在“九五”期间进行建设,同时要求到2000年,总体办学水平有较大提高,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质量、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达到国内同类高校先进水平,公路交通主干学科达到国内同类学科领先水平,力争1-2学科达到国家重点水平。至此,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申报工作圆满完成。这项关乎全局惠及后人的宏大工程,在党委书记马尔立、雷达和校长陈荫三的手中实现了,我们应当记住他们的历史功绩,更应该赞美在申报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所有公交大人。 春华秋实谱写壮丽篇章。西安公路交通大学风雨兼程五十年,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无私奉献,春华秋实谱写出一篇又一篇的瑰丽华章。截至1999年,学校在册学生总人数11355人,其中:博士生97人,硕士生469人,本科生5783人,专科生395人,包括在校脱产学生在内的成人教育学生4611人,来自13个国家(接受过26个国家)的留学生29人。在职职工1874人,其中教师651人,教授66人,副教授246人,客座教授27人其中工程院士2人。学校有3个校区,占地1292.1亩,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总资产5.48忆,图书馆藏书90余万册,部级重点学科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5个。有4院(公路工程、汽车工程、经济管理、继续教育)6系(筑路机械、机械、建筑与环境工程、交通信息与控制、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3部(基础、体育、研究生)11个设计院研究所46个实验室。同时成为我国确定招收外国留学生、涉外办学和首批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的50所大学之一,为坦桑尼亚、也门等国援助办学3所。九十年代的十年里,公路交通大学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千篇,公开出版专著数百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上百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5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多项)。无论数量或者质量在交通部所属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以1993年为例,公路交大共发表学术论文327篇,占全系统发表论文总数的16%,在国际和全国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数占全系统的20%。1993年在我国1219种科技期刊中,公路交大发表论文数列全国高校第135名,被(SCI)收录的数量居全国高校第151名;被(ISTP)收录的数量居全国高校第109名;被(EI)收录的数量居全国高校第86名。到了1999年,以上的排列名次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有项目大多排到了百名以里。“211工程”建设的成果得到大大的显示。 一群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人。在学校波澜壮阔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群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人。这一群人,在别人眼里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哪一个学校能离开他们呢,没有一个,实际是一天也离不开。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也不例外,没有他们的奉献,可以说,学校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我说的这一群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不过就是那些在学校的校史上常常被人们遗忘掉的一代又一代的团干部、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们。他们都叫什么名字,究竟做过哪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的学生却不会忘记。或许这群人身上有很多缺点甚至问题,他们的学生或者上级对他们可能有过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但又有谁能把他们功绩一笔抹去。就有位校友曾经说过,他们呀就是在忘记母校以前的最后忘记的那个人。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操劳和辛苦,记住他们不也是在记住自己以往吗。记住五十年代西北交通干部培训班班主任李凝,冷村、杨钊的名字,因为他们就是学校的源头符号。六十年代,学校设立了政治辅导员岗位。解放军6009班贾贵生政委,应该算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辅导员。1964年,地方普通班开始配备了政治辅导员,第一个专职政治辅导员叫黄浩。后来又在64级65级大学中专毕业生中选留了几个,第一代政治辅导员队伍才得以形成了规模.“文革”中这支队伍受到冲击,“文革”后各奔东西,只剩下凤毛麟角的几个。1972年,这支队伍恢复时,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委副书记于琦领导下,于1981年成立了德育教研室,1982年党委发文正式批准。1984年,社科部成立,德育教研室并入。1990年,又独立了出来,成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党委副书记杨绪坤兼任主任。1998年,又并入了社科系。虽然进进出出好几次,反反复复好多回,但由于这支队伍有常人难以具备的坚定信念和追求,终于在困难的环境中,成长了起来,并且取得了可圈可点不少成绩。九十年代的十年里,获得了2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还有的专职教师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普通高校两课百名优秀教师”、“全国交通系统九五普法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以及大大小小校内外的各种各样的奖励和表扬。 把交通部的功绩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的发展壮大,是在党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大力支持下实现的。九十年代的十年里,先后很多领导同志到学校视察和检查工作。他们分别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1996年8月29日)、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1996年8月27日、1996年8月29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1995年9月18日)、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1995年4月12日、1999年9月11日)、陕西省省委书记安启元(1996年8月29日)、陕西省省长程安东(1995年4月6日、1995年10月18日、1996年8月15日、1996年8月29日、1999年4月月6日)、国家乒乓球联合会主席徐寅生(1998年4月16日)、交通部部长张春贤(1998年9月12日)等,国家教委、国家体委、交通部、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其他领导更是多次来到学校。他们的到来和支持,促进了学校各项事业不断地取得新进展。在所有支持中间,最长久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交通部的支持。没有交通部的全力以赴,就没有“211工程”。虽然现在交通部不再直接领导学校了,但交通部功不可没,况且学校今后的发展依然离不开交通部的支持。交通部的功绩应当镌刻到学校发展的历史丰碑上,永远不要忘记交通部的历史性贡献和伟大业绩。 向更高目标努力攀登 西安地质学院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同样处在了一个关键发展期。如果我们把八十年代看作是一个筑巢引凤的奠基时期,那么九十年代很自然就成了展翅高飞的腾飞期。尽管在这一时期,张伯声、刘国昌、朱自尊等几位领军人物相继谢世,给学校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由于学校的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后来者中已经有很多同志完全可以承担挑大梁的任务,所以学校整体水平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地院依然处于顺势待发这样的腾飞势头。九十年代地院的几届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率领西安地质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不断向更高目标努力攀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国家地质事业培养大批优质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才辈出各领风骚。1992年5月20日刘国昌教授逝世,1994年4月4日张伯声院士谢世,同年12月31日院长朱自尊教授也因突发心脏病而逝世。在短短两三年内,几位重量级人物相继谢世,不能不说是地院一重大损失。江山自有人才出,经过十多年人才工程建设,地院已经形成人才梯队,不仅没有出现断档现象,而且还把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1991年2月25日地质部政任《1991》6号文件,任命任端芳同志为党委书记,孟宪来调地质部教育司任教育司长。1992月元月9日二届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由任端芳、朱自尊、应树培、杜东菊、罗春山、赵中奇、楚文亮七人组成的新一届党委会。1996年4月11日地矿部党组任命喻晓为党委书记,杜东菊为院长,(以下是1993年6月24日任命)副书记为赵中奇,纪委书记为应树培,副院长刘建朝。这些领导同志年富力强,使得地院的各项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根据学校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地校地院建校几十年,省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约有24人。从一个角度说明,西安地质学院确实一块人杰地灵的藏龙卧虎之地。 李佩成教授被批准成为博士生导师。1993年12月1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办(93)60号文件批准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刘玉海研究员、李佩成教授为我国第五批博士生指导教师。这件事情非同一般,因为刘国昌教授谢世,如果没有人能及时接班,地院的博士生培养工作就可能出现断档的危险。好雨知时节,就在这样的节骨眼,新的博导出现了。这样好的事情的出现,并非偶然,是西安地质学院长期实施人才引进工程的必然结果。所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李佩成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在长安大学的校史上,毫无疑问地是一件可圈可点的重要事件。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和学术活动。西安地质学院的发展史,细细研读起来,其实就是一部人才引进史。不是一届领导,而是届届领导都是这样,形成了一个系统工程。七十年代引进了徐冠华,八十年代引进了张伯声、刘国昌,九十年代引进了李佩成。人才引进工程,实际上就是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具体化。九十年代以来,地院领导把视野从国内又推向了国外,先后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加拿大、以色列、巴基斯坦等21个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地学界,邀请来了数十名教授和科学家,到学校进行短期讲学和学术交流。同时学校还派出了很多老师出国留学、进修、参观、考察和学术交流。测量系王文颖教授和德国哥廷根大学霍夫曼合作培养研究生,哥廷根大学博士生奥斯特在西安地院测量系进行了半年学习和研究,在王文颖教授指导下撰写了博士论文。学校还不时在校内外举办地学方面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一时间学术氛围相当浓烈,大大增进了师生的学术水平和学校的知名度。 地矿部领导非常关注地院的发展。地矿部一贯都非常关注西安地质学院的,九十年代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优良传统。1992年6月20日地矿部朱训部长来学校视察,1996年10月5日宋瑞祥部长也来到学校视察,地矿部的几任副部长如张文岳、张宏仁、夏国治、寿嘉华等同志先后来到学校视察和指导,有的还来过多次。1991年4月20日张文岳副部长还特意把自己珍藏的185册书刊无偿地捐献给了学校的图书馆。在地矿部的关怀和支持下,西安地质学院在九十年代得到飞速的发展。1993年5月,学校已有四系二部发展到六系二部。随着学校的飞速发展,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项目越来越多,青年教师赵景波副教授还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资助和青年教学奖,同时还有很多教师,荣获多项省部级以上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励,有的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像张伯声教授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教师,李佩成被评为西安市劳动模范。 在社会实践中培育攀登精神。1990年11月23日西安地质学院登山协会宣告成立,中国登山协会常务副主席曾曙生专程前来祝贺,并把登山绳传递给了赵中奇副院长,还赠送了价值3000元的登山装备。1991年5月22至23日,西安地院承办地矿部第三届“地矿杯”攀岩比赛,比赛是在西安长安区喂子坪西万公路46公里处举行,参加单位除地矿部所属的大中专院校外,还特邀了原苏联包乌曼工业大学队。比赛取得圆满成功,西安地院队夺得团体第一名,男子和女子组个人也进入了前6名。陕西省电视台还特意录制了专题片,进行了报道。社科部教师杨美让就曾几次骑自行车自己或者与学生一起进行社会考察。一次经延安到北京,历时36天;一次与学生一起到西安蓝田县考察,往返行程800里;还有一次带领4个学生,到河南、安徽、江苏考察,历时一个月,行程1200公里。物探系学生王振远骑自行车,行程2000多公里,自费考察了四省二十多个县市1991年淮河流域特大洪水灾害情况。诸如此类的生动事例,举不胜举。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在地院师生中培育一种排除万难的攀登精神。 更名为“西安工程学院”后的风采。1996年12月30日,经国家教委研究,同意西安地质学院更名为“西安工程学院”。同日,国家教委公布西安地质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评价结论为合格。为此,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新年寄语学校“祝贺与期望。”1997年4月28日,西安工程学院举行挂牌庆典大会,地矿部陈洲其副部长在会上讲了话,省市和部领导以及有关单位参加会议或发来了贺电。1999年4月,国土资源部任命了新一届学院领导班子。书记兼院长杜向民,副书记白华,纪委书记应树培,副院长刘建朝、孟昭秦、王志宏。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学校又迈开了更大的发展步伐。截至2000年3月6日,学院占地面积206亩,在职业教职工828人,其中教师304人,教师中正、副教授182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博士生导师7人,国家级、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1人,省部级优秀教师13人。有12个系和1部、1室、1院。有1个博士点(地质工程)、8个硕士点、20个本科专业、12个专科专业,省部级重点学科3个,重点实验室3个。在校学生总数4199人,其中本科生2572人,专科生694人,博士、硕士生114人,成人教育本科生819人。承担科研项目264项,最能代表学院实力和水平有两项。一是国家“863”高科技项目“海上石油多波地震勘探技术”的研究,二是“中国西北地区山川秀美科技行动计划基础调查及战略研究”。特别是《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定位实验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有一项获得了三等奖。 满怀豪情地迈向21世纪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样处在蒸蒸日上的发展期。这是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大环境。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提出科学技术上第一生产力。1995年中央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处于这样好的发展大环境中的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同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一样,不失时机地加快了自己发展步伐。在这十年期间,取得了教学、科研和育人的全面丰收。全院师生员工,齐心协力,用自身所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累累硕果,豪情满怀地迈向21世纪。 学院党代会确定发展大计。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事业蒸蒸日上,是学院党委的坚强领导分不开的。1980年6月设立了临时党委,1981年12月24日召开了首届党员大会,党委书记田和丰,副书记祁风林,院长张之凡,副院长林钟祺;1988年6月10月6日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党委书记高全录,副书记倪志坚,院长安昆,副院长霍维国;1995年9月28日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党委书记党新益,副书记兼副院长栗守余,纪委书记赵宏璐,院长霍维国,副院长张存清、翟振东、刘伯权(1997年任命)。1999年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党委书记为党新益,院长为刘伯权。每次党代会都确定了学院发展大计,第二和第三次党代会确定了九十年代学院从促进学院“基础建设”到把学院各项事业“推上新台阶”的奋斗目标。由于学院奋斗目标十分明确,九十年代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大学林立的古都西安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西安市与建设部签订了共建协议。在古都西安,西北建筑工程学院,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从第一五年计划开始,就为西安不断输着送一批又一批的建设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安每一座新建楼房上面,都曾洒下过西建学子的汗水。西安市领导怎能会不知道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在西安建设和发展的分量。正因为如此,双方就共建事宜很容易产生共鸣,达成共识。1995年3月11日,学院领导在市政府会议室与西安市有关领导首次商谈有关联合共建问题。张富春副市长主持会议,市人大陈怀孝副主任等市上领导和学院的书记、院长等参加了商谈。1996年10月30日,西安市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原则上通过建设部、西安市共建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协议。1996年12月25日,西安市与建设部共建协议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举行,建设部毛如柏副部长、西安市市长冯煦初及有关领导出席了签字仪式。共建协议的签订,为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开辟美好的前景。 学院发展步入快车道登上新台阶。西北建筑工程学院成立于1978年,前身是西北建筑工程学校,创建于1953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学院占地面积已达123375平方米,校舍面积10万余平方米。全院有教职工979名,其中专任教师354名,教授15人,副教授130人,讲师370人。在校本专科全日制学生2709人,函授、夜大学生2615人。有8个系和一个成人教育学院,28个各种专业的实验室,以及众多的附属单位。截至1999年学院已有19个专业,本专科学生总数3561人(本科生3173、专科生388).对外交流又迈出新步伐,除美国外,又与俄罗斯莫斯科建筑艺术学院等院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经常互派教师进行交流,聘请国内外专家来学院讲学或任教,选派教师出国留学。所有这一切,促进了学院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三校合一势在必行大势所趋。在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层面,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大学合并,二是大学下放。合并之风席卷到几乎所有的中国名牌大学,下放之风波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的部属大学。各个部属大学要进教育部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已经具备了这个必备的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依然有下放到陕西省的可能。如果下放到省里,陕西省当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可能供养更多的大学,下放到这里学校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和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何去何从,必须作出明确的决策。不论当时三个大学自己有何想法和打算,只有走合并之路才是唯一出路,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走三校合一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于是一所既古老又年轻的新型现代化大学——长安大学,就展现到了世人面前。回眸过去,让人心潮起伏,展望未来,使人倍感兴奋。长安大学有过辉煌的过去,长安大学必将会有辉煌的未来。我将以最虔诚的心情,向长安大学默默地祝福。 第八章.百川汇集(2000——2002) 2000年的春天,当全人类在欢庆新千年的时候,长安大学的历史也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纪元。百川汇集,三校合一,新生的长安大学宣告成立。三校的合并,适应了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需要,适应了国家开发西部、建设大西北的需要,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更好地为西部地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国家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优化陕西省的教育、科技资源,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面向21世纪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从兰州黄河边十里店不足百人的培训班,经过西安西校、地校和建校的开拓,再到北京中南海的运筹和京畿之地的实践,再经过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和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辉煌,以及一个又一个攀登和艰辛,1995年终于登上了“211工程”高地,步入中国高校百校行列。如今,又以长安大学的英姿,在国家高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中,成为合并后第一所进入教育部的大学。就是这个“第一所”,长安大学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从“百校行列”跨越到“七十校行列”,就学校规模而言,长安大学在陕西省高校的排名中,已经上升到第二的位置。抚今追昔,继往开来,一路走来的长安大学,曾几何时带给人们有过多少欢乐多少泪水多少付出和多少荣耀。我们翻过了长安大学的历史以往,我们坚信长安大学未来的篇章一定会更加辉煌和更加灿烂。 三校合并组成长安大学。2000年4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下发教发(2000)88号文件指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1号)精神,现决定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长安大学,同时撤销原三校建制。长安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就在同一天,教育部党组和教育部又下发了教党任(2000)13号和教任(2000)9号文件,任命了长安大学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长安大学第一届党委领导班子有下列成员组成:党委书记雷达(正厅级、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杜向民(正厅级、原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董小林(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白华(原西安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委陈荫三(正厅级、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校长)、刘伯权(正厅级、原西北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李云济(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副校长)、马建(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副校长)、刘建朝(原西安工程学院副院长)、翟振东(原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赵均海(原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王振华(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纪委书记),纪委书记王振华。长安大学第一届行政领导班子有下列成员组成:校长陈荫三,副校长刘伯权、李云济、马建、刘建朝、翟振东、赵均海。2000年4月18日,根据教育部和陕西省的安排,在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体育馆里举行了“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长安大学大会”。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吕福源、陕西省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程安东、省委副书记范肖梅、省委常委栗战书、副省长陈宗兴、交通部副部长张春贤以及有关方面的司局级干部等出席了大会。吕福源、程安东、张春贤和长安大学第一任校长陈荫三等分别在合并组建大会上讲了话。从此,三个大学正式合而为一,长安大学就这样在一片掌声中登上了历史舞台。当然,长安大学的出现也并不能说全是一帆风顺,就定个校名其实都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想起西安大学,当时西安市长冯煦初说把这个资源留给西安吧。后来三校领导开会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叫西安科技大学,第二方案叫西京科技大学,第三发案才叫长安大学。教育部和陕西省领导经过再三权衡,最后选定长安大学为合并组建后的新校名。虽然截至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还会有种种误解,但要是细细想想,还是长安大学这个校名典雅大气和有个性。单就这个校名而言,可以说独一无二,在全世界和全中国的大学中有谁能找出第二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大学的名字将会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熠熠生辉。 机构整合促进实质融合。长安大学组建成功,在长安大学新的征程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长安大学要迸发新的巨大的能量,作出自己的历史性的应有贡献,只有尽快实现实质性融合才会有可能。正如教育部教发(2000)88号文件所期望的那样,“希望长安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同心同德,加快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尽快实现实质性融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为陕西省和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遵照中央和教育部的指示精神,长安大学第一届领导就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首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对三个学校的组织机构实行整合,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变三套机构为一套。整合后组织机构分两大系统和几个层面。党委系统设立党委办公室... 注册或登录后查看完整内容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61398248&owner=228256089 来源:李博的日志 | 分享 2 | 浏览 50 评论 | 分享 | 赞 | 举报 分享这篇日志的人也喜欢查看更多» 关于长安大学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校公共选修课开始选... 这么低级的新闻事故都能做出来?长大四部一省共建国家重点211... 长安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 【NEWS】美大学承认用中国儿童做试验##孙晋芳谈李娜易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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