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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与武大有关片段节选 – 【人人分享-人人网】 分享 应用程序 公共主页 人人生活 人人小组 同名同姓 校园百科 大学百科 人人热点 人人小站 人人逛街 人人校招 人人高考 车问网 开发者大赛 注册 登录 帮助 给我们提建议 更多 分享日志 热门日志 《巨流河》与武大有关片段节选 分享 《巨流河》与武大有关片段节选 来源： 孙天瑞的日志 11、大学联考 高三时，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下定决心后，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力陈浅见哩。 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直到联考结束。不过不许点灯。因为怕火灾，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学校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酷热，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拚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份数（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终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关于南开，使她扬名于世的是校友。南开著名的校友，自第一届的梅贻琦（一九0八年）和喻传鉴（负责校务数十年）以及后期的周恩来、吴大猷、曹禹（万家宝）、吴纳孙（鹿桥）……等，名单可以达“一里路长”。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时，南开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部长四、五人。近年在自传中叙述南开中学影响的有张忠谋和大陆总理温家宝。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校友更多，但这已在我成长教育回忆的“感情范围”之外。 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澈、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同班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共产党喊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骇然地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12、来自云端的信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 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宁媛已经上南开小学，小妹星媛每天也跟着去“玩”（她把小姐姐的书全背得出来）。那时的我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大飞四哥（在他家中排行）不驻重庆时，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但每封信结尾都说要注意身体，不要让妈妈操心之类的训勉。 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经百战，信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凡是校内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周会的名人演讲，我办的墙报，寄前线战士慰劳信，为轰炸后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动……等，他都很有兴趣。有时我也寄一、两本“时与潮书店”的好书给他。这些信，他说，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渐渐地，他写了更多关于《圣经》的话，并且很欣赏我抄寄给他孟老师诗选、词选的课本，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 他几乎和我平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诗、词选。他当然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说那种豪迈是男儿所当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结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潇湘去。”有大气魄，但是对于我很欣赏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却不以为然，年纪轻轻，怎么喜欢这么苍凉的境界! 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的磨佣，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疾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 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陈纳德和中国空军的关系，似乎只能说是一个缘分，他是在美国空军一次竞技小组的飞行特技表演时，受到中国空军代表观礼的毛邦初注意。一九三七年，陈纳德已经四十五岁了，没有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顾问之聘，乘轮船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抵达上海。 他在中国最艰困的时候帮助训练初创的空军。他所招募的美国志愿队，由昆明泥泞的机场迎战，出击日军，成为举世闻名的“飞虎队”，但是飞机前舱漆的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他们以少击多打下了数倍的日机，减少了许多申国军民的伤亡，在抗战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故事。有人称他是冒险家，但是他讲究战略，训练严格，与战斗员同甘共苦，大家才能以高超的技术升空驱敌。 两年后。他回美国度假。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前。竟不禁想着中国战场上那些燃烧的城市，以及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来的情景。看到满桌精美的食物时，想到中国农民和他们可怜的饿口之粮，他开始和家乡过着幸福日子的人话不投机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得到蒋夫人和中国空军全力的信托，加紧训练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增强战备。 珍珠港受突袭后，志愿队正式编人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被任命为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受蒋委员长领导，总部设在昆明，支持缅甸的英美盟军，主要战场在保卫西南各省。 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 他到沙坪坝我家。妈妈说美国伙食好，他更壮了，也似乎还长高了一些。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 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有一封信中，他告诉我: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 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撩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牛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注： 1、这首歌原是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全民抗日的歌，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定都北平改名北京，以此作为国歌，来台湾后无人敢再唱。 2、 《葛莱齐拉》法．拉玛尔丁着，卓儒译。法国诗人拉玛尔丁、被认为是法国浪漫诗人之始。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诗集《和声集》有注曰，在教堂廊柱的阴影中，见柱上悬蕾一幅童女出殡的图画，棺旁盛开着百合花。——此书为一散文诗体小说，吟咏一个旅行至意大利摹坡里海湾的十八岁法国青年与渔夫十六岁孙女之爱情，女孩因他离去，忧伤而死，中译全书二百页。中译大约是译者选译，应是抗战前一九三0年左右出版，初读版本全无记忆。到台湾后，画家陈贝茂将所藏台湾版本赠我。全书无序、无后记，版权页载明台北新兴书局出版，一九五五年。 第四章、三江汇流处 1、溯江 长江全长六三八0公里，是世界第三长河。我生命中两大转折都是由有家变无家，一路哭泣，溯江而上。从芜湖搭上运兵船逃往汉口时，我刚小学毕业;现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底，我由重庆溯江往川西嘉定（旧称嘉定府）去，是刚刚中学毕业。 上船的那天中午，被妈妈形容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的爸爸竟然亲自送我。从家到朝天门码头大约三十里，车刚过小龙坎，天空就闪电打雷开始下雨。我带着当年出远门的标准行李，一个小箱子和一个行李卷;那行李卷用毯子包着被褥和衣服卷成一个椭圆形，上面反扣一个搪瓷脸盆，外面加一块油布。用粗麻绳绑紧（一九七六年我在欧洲一飞机场行李盘上看到一个同样的行李卷，从巴基斯坦来，看来这是个全球性的智慧吧，把它摊开来就是一个家）。 由朝天门码头走到船边。似乎有走不尽的滑溜石阶。那场雨可真是倾盆而下，我们走上甲板之前。雨篷的水沿舨泼下，什么伞也挡不住。爸爸穿的白色夏布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成一条水柱。我自己是什么光景已全然不知，只记得拼命憋住震撼全身的哭泣，看着他向我的学姐们道谢，下了跳板上岸去，在雨幕中迅即隐没。 多年来我总记不全那趟长江之旅，只记得那场劈头盖脸的雨和全身湿透的爸爸，感怀“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我随着大家将行李放在半干的统舱地上，打开，互相遮掩着把湿衣服换下。敲钟的时候去前舱领来饭菜，坐在各自的铺位上吃。不久就天黑了，灯光仅供照明，舱内的昏暗和江上的黑夜融合，渐渐人声停歇，只剩上水江轮引擎费力的声音。茫茫江河，我在何处？ 第二天破晓之前，我由梦中惊醒：梦中有强壮的男子声音喊着，“往右边树丛靠过去，愈快愈好，鬼子飞机来了!”我正帮着给妈妈换她身下的血垫子，出了舱门，到处找不到十八个月大、刚会走路的二妹妹——我松手之前，她还在哥哥、张大非他们学生队伍和靠里坐着的伤兵之间摇摇晃晃地走着……。醒来时，看到四周全是熟睡的陌生脸孔。六年之后，在同一条江上，我又流着一种割舍之泪。 黄昏时分，船靠宜宾码头，岷江由北来与长江合流。 鲁巧珍同班的冯家碌是宜宾世家，那一晚，招待我们一行六人饱餐一顿，住在她家。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富庶与稳定。饭后去市街漫步，且到基督教内地会等地。我所见到的地方士绅宅院和商家行号都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气息，比逃难初期在湖南所见的中国内地文化更多一层自信。 自宜宾再溯江航行的江面又窄了一些，上水船也小了许多。此时正是八月秋沉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舨，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我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南开中学离家三里，从没有一天“自由”，填大学联考志愿时，重庆附近的全不填，自以为海阔天空，面对人生可以变得强壮。而如今，仅只沙坪坝三个字即如此可爱，后悔离家，却已太迟。这时鲁巧珍静静来到我身旁说，“刚才一个男生说，你们这个新同学怎么一直哭。像她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接着又说，“我去年来的时候也哭了一阵子，现在第二年来心里已平静多了。”在她一九四六年毕业前的三年中，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心情、观念契合，无话不谈，也无事不能了解。 2、白塔街女生宿舍 我所记得的大学生活不是从美丽的乐山城开始，而是由女生宿舍开始。 我一生住了将近十年的女生宿舍，八年在战时，两年在胜利后“复员”初期。当时宿舍的设备很简陋，都是晚上九点熄灯，但气氛大不相同。大学宿舍当然比校自由，在熄灯以前可以自由出入。乐山自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称为“白宫”，是一幢木造四层楼建筑，原是教会为训练内地传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强可以容纳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当安全。因在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但比借住在寺庙或祠堂的六处男生宿舍好很多，大约因为座落在白塔街而得名吧（我也始终未见白塔）。 唯一的舍监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风与南开那位无时不在的严师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们，连露面都不多。我那时以为她是名剧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离了婚，大约应该是孤高神秘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尘”，管些衣食住行的琐事。在我记忆中，管我们生活的只有坐在宿舍进门的工友老姚（据说男生称他姚老爹或姚大帅）。今日想来，他岂止是那每天晚上准时拿把大铁钥匙锁大门。放下木门栓的铁面 无私的小老头;他里里外外什么都管，一切都了如指掌。那一百多个女生的资料全在 他的脑袋里，简直是莎士比亚喜剧里的厉害人物。他长得甚矮，头顶差不多全秃了， 我不记得看过他的头发，成年穿一件黑灰色棉袍。——暑假时我们都回家了不知他的穿着，笑和不笑的时候全排上牙都露在唇外。 我跟学姐们带着那些可笑的铺盖卷进了宿舍大门，似乎是向老姚报到的。他告诉鲁巧珍她们到二楼，领着我过一个小小的天井，左边角落一间屋子，指着最里面的一个上下铺床位的上铺说，“你住这里。”那床靠着屋子唯一的窗子，我原有些庆幸，但很快发现。这窗开向白塔街，为了安全起见，由外面用木条封住了。这一夜，天一直没有亮，亮了我们也不知道。 住在我下铺的赵晓兰是数学系的，比我早来三天。她带我到厕所和咫尺之外的餐厅;小天井的右边是一排木板搭盖的浴室，隔成八小间，水泥地上有一个木架放脸盆。往门口走有一个架高的巨大铁锅，每天早上开了门就有水夫由水西门挑水来装七分满，在锅下烧煤，我们拿脸盆走小石阶上去舀水。 我们那间房是全宿舍最后的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下铺木床相当单薄，学校仓卒迁来，全市的木匠都忙不及做课桌椅和床，但相教于男生，女生已得了很多优待。我们两人都瘦，但是翻身或上下，床都会有些摇动。上铺没有栏杆，我总怕半夜会摔下去。有一天半夜，我突然发现床微微颤动已许久了。便向下问，“你也睡不着吗？”赵晓兰说，“我每晚听你躲在被里哭，我也好想家……”从此，我和她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每天吃完了宿舍的一钵菜和汤的晚饭后，一起到白塔街转陕西街到县街“探险”，找一点可以吃饱的零食。下雨天撑一把伞互相扶着走，石子铺的路长年滑溜溜的，街的转角处就是水西门，从清晨到日落，无数的人从大渡河挑水上来，扁担两端的木桶摇到各家水池大约泼了三份之一在石子路上。 第一天上课是鲁巧珍带路的，她读经济系二年级。文法学院在文庙上课，总图书馆也在文庙。武大是迁校后方时带出最多图书的大学，也颇以此自傲。此后四年，我们的教材多由班代表借出书，分配给同学先抄若干再去上课。所以由文庙出来，大家都先去买笔记本。 由文庙门前月弭塘石阶左首上叮咚街，到府街、紫云街，走许久才到嘉乐门大街找到嘉乐纸厂的门市部。进门第一眼所见，令我终生难忘，简直就是乐园中的乐园景象……宽敞的平面柜上、环绕四壁的木格架上，摆满了各种雅洁封面的簿子，尺寸大小皆有，浅蓝、湖绿、粉蝶、鹅黄……，厚册并列，呈现出人生梦中所见的色彩! 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一位博物馆专家说，数百年后芳香仍在纸上。我何等幸运，由这样一个起点记忆那住了三年的山城。 由嘉乐纸厂出来，她们带我经安澜门下石阶到萧公嘴去看岷江和大渡河交汇的汹涌激流。那 样宏伟开阔，留给我的印象远胜于那座世界闻名，建于公元七一三至八0三唐朝年间的大佛。由于它的历史和观光价值，乐山城在文革后，被“现代化”到难以辨认了。 3、哲学系新生 一年级那一年。大学功课几乎全无挑战，哲学概论和经济学需要听讲，但讲义简单又没有指定参考书，即使指定了也没有书，图书馆里专门的书由各系分配。武大老师似乎都有默契实行低分主义，考得再好也得不到九十分。大一国文和英文不比南开的程度高，进度又很慢。记得英文老师讲一课书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black bird，同学们就在背后如此称他。必修的体育简直就是笑话。我不记得有真正的操场。 这一年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心境。一整年似乎都在飘浮状态，除了那上铺的床和床前两尺长的一片木桌，此外别无属于我的空间。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较足，大约有三十座位，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宿舍屋内电灯极为昏暗，白天又无日光，反而是在九点熄灯之后，有功课要做的人点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灯（最原始的那种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茎灯志草用火柴点燃）。考试之前，奢侈一下，点小小的蜡烛。 冬天冷时，唯一的房门也不能开，空气污浊。八个人也都得那么过一周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饱一点，睡好一点。后来夸张地回忆说。那一年能活着回家是因为宿舍旁边有一个小屋子里詹师傅的家庭式糕饼，至今仍觉得是最好吃的面包;在宿舍里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纸筒封着一小把，解饥养身，香脆千古。当年女同学在半世纪后的回忆中，无人不提上一笔！ 刚到乐山"我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鲁巧珍和余宪逸她们的脚步，认识了那个小城。南开校友会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社团。他们的迎新活动，不只是吃喝，还有一些远足;走二、三十里到名胜去坐茶馆，如楠木林，是格调极高的私人庭园，比著名的乌尤寺和凌云寺更令我流连。 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宫”，据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象。如龙神祠、叮咚街、露济寺、斑竹湾……。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他们那样的生活是女生无法企盼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在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多年后我读到维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房间》 知道世上女子寻求知识时，现实的困境相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难有完全的平等。 4、浅蓝的航空信 由于南开学长带领，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碌家遇见了基督教传教会内地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级，第二天与我们同船去乐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种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众人之中十分挺拔出众。大约有人告诉他，我从上船哭到宜宾。他就以传教者的态度坐到我旁边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他去重庆念南开的时候多么想念宜宾的家。我将随身提包中的《圣经》给他看，不知他那时说了什么话，使我又眩然欲泪地告诉他，我不仅十份想家，也十分掂念送我《圣经》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学校开学之后，他介绍我给珞珈团契的顾问，武大理学院长桂质廷先生。带我参加了团契，使我经常获得温暖的照顾。在校四年之间，我在每年例行的庆祝圣诞演出“耶稣诞生”哑剧中。被指定演玛利亚。契友说我瘦瘦高高，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所以适合此角。 陈仁宽在毕业之前一年，除了在团契聚会之外，从末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终维持一种保护者的兄长态度，毕业后立即去欧洲留学，常写长信给我。信中鼓励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学生活，常说些读书、思考之事，欧洲和中国一样在翻天覆地的激战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龄的观照。多年后他回到共党中国。全断了音讯，大约十年前校友通讯《珞珈》有杨静远的文章。说一九八0年间与已改名为公绰的陈仁宽小聚，他在对外翻译公司和外交学院工作，想来应是顺遂吧。 那一年间，我内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与南开同学的通信上，从不同的学校写来不同的活法。共同之点当然是怀念沙坪坝。 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篓，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精思。他掂念我的长江航程，掂念我离家后的生活，“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落地”，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 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褥热潮湿的云南边睡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 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美国参战后，飞虎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围翻腾，全神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拚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连续两周末接航信。白天拥挤的小小方庭，月亮照进来的夜晚，可供忧思徘徊，困在山水边城，与世界隔绝，只剩下遐思噩梦。终于收到他由昆明来信，说受了点伤，快好了，下周就回队上去。从此我写信再也不写自己太平岁月的烦恼。也不敢写自己担忧，尽量找些有趣的事说，如逻辑课的白马非马之辩。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冲突，乐山土话把一切单位皆用“块” 一块星期，一块房子，一块笔记本……，男生第八宿舍是两年前大轰炸后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学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诉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发出叮咚声音的树洞……。无知如我，终于开始陈然警觉，正因为我已成年，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摸不到的。 他回到队上，信上邮戳又是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我在地图上追踪，从战报上看到，飞虎队正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保持盟军对日战争补给的生命线。 伤愈之后，他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亦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 刚进大学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旧，私对偏远隔绝的抱怨，一切都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年就要过尽了。 5、大成殿上——初见朱光潜老师 我这样的飘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遽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我那时的年纪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6、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她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宣宾，由长江顺流而下回了重庆。家，对于我有了更美好的意义。被联考冲散的中学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经验要倾诉。一年前我独自一人被分发到遥远的川西，回到沙坪坝，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队栖息之地，欢唱不已。战事方面，日本飞机因为美国参战而损耗太大，已无力再频繁轰炸重庆，主力移到滇缅路，每次出袭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队大量击落。 这一年夏天，重庆虽然仍是炙热如火炉，因为不再天天跑警报，重建与修复的气氛，很适合我们这群矶矶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